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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反对三权分立，这究竟触犯了谁的利益？
以毒功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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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对权力严格依法限制牵制和制约，这便是抑制社会腐败最有效的方法。具体的办法是：一，使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开，使它们互相牵制制约，靠权力制约权力，用中医的专业术语表达，这叫“以毒攻毒”，这就是一部分中国人经常热议的三权鼎立，事实证明，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防腐治腐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二，国家官员定期民主选举，不能由上级直接任命或由一党的组织定夺，防止公权力被一个政党中的少数人垄断。须知，少数人垄断国家权力，这是导致社会腐败最根本的原因。参与选举国家官员的人民代表也必须通过选举产生，不能由上级官员指定；中国地广人众，省市一级领导和国家级的领导不能民众直选，只能由省市级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但是这种间接选举必须是差额选举，不能搞等额选举。县市和乡镇必须全民直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对国家官员实行切切实实的监督，起码使人民群众在选举期间能用自己的选票行使一次监督权。三，切实保障思想言论和新闻结社自由，使人民群众有批评揭发监督国家官员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不可任意侵犯，比如像邓小平1957年制订划分右派标准所做的那样。按照这三条办法做，社会腐败就能得到有效抑制。世界上许多国家就是采用这三条办法较好地解决了治理社会腐败的问题，创造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环境。但这三条，却遭到了中共的元老们和跟随中共元老为夺取政权而奋勇打拼的老革命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三条触动了他们的权力神经和根本利益，触动了权力归谁所有这类国家本质主义的根本问题。他们宣布这三条是资产阶级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化理论。这种论断我绝对认为是站不住脚的，是出于对历史无知而做的凭空妄断。因为这三条是为牵制制衡制约权力设置的政治架构，是为防制权力腐败设计的理论框架。我们此前已经探讨过，在落后封闭的野蛮社会里，权力高度集中是一种不受牵制不受制衡不受制约的弱肉强食主义，使人类和动物聊无差异。自从人类进化到十七十八世纪，设计了对权力制衡的理论，即设计了三权鼎立、民主选举、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等制度来牵制制衡和制约高度集中的权力，限制强人对权力的垄断独占的欲望，使人类完成了从动物世界到人类社会的跨越。这是人类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所产生的重要成果，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是衡量现代文明国家和现代文明社会的首要标志。因此，断言自由民主的理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硬要给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这是一种出于贪婪权力和迷恋权力导致的无知妄断。说自由民主的理论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相副。因为三权鼎立，民主选举，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的制度设计是在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什么科学社会主义未诞生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它的设计绝对不是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可见，“自由化”并不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初衷，而是共产党人蓄意要反对牵制、制衡和制约权力高度集中而杜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纵视听，并千方百计对“自由化”进行污名化，以图彻底搞臭自由民主的思想体系。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仇视自由民主的价值理论呢？这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宗旨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要反对自由化、反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成果！那末，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写道：共产党人“只有用强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才能获得“整个世界”。那末，无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呢？列宁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可见，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要夺取权力，建立“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共产党人掌握了这种权力，就能变私产为公产，没收工厂土地，搞暴力拆迁，暴力征地，大干社会主义，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共纳税人之产的生活。苏共的历史证明和咱们中国的社会现实也证明，共产党人只要掌握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反过来又能把公产变私产，使国家或全民所有的财产流向私人腰包，催生出一个腐败的鱼肉百姓的特权阶层，这就是现在中国人恨之入骨但又对他们无可奈何的“黑领阶层”。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证明，离开了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共产党人什么也办不成，到手的东西也会统统丧失。因此，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武装走来的共产党人是典型的权力崇拜迷，典型的暴力崇拜迷，是典型的权力和暴力万能论者。可见，不是三权鼎立，民主选举和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的“自由化”要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而是共产党人为了维护自己手中不受制衡制约的权力，为了维护自己手中的特权要反对自由化，要反对人类自由民主的文明成果。可见，三权鼎立，民主选举和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的制度设计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它能抑止人对权力和暴力的独占垄断的欲望。这就从根本上触犯了共产党人的大忌，击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价值观念中权力崇拜的要害，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暴力恐怖手段独覇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大障碍。这是招致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对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疯狂仇视和激烈攻击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和他的继任人不仅断然否认不受限制的权力高度集中是致使社会腐败的根源，反而还确认不受牵制、制衡和制约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的总优势。把中国沿袭几千年的政治体制贴上“社会主义总优势”的标签反复宣传，还把它冠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改头换面成了“社会主义加秦始皇”。使秦始皇役计的那套老皇历和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不仅未弱化，反而与时俱进更加强化。力图在中国使权力高度集中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组织提拔代替民主选举，代表大会未开，上级指定的官员先期空降而至，使官本位愈演愈烈。现在虽然不提党的一元化领导，但是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力臣服于党委书记而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行政长官的权力受制于党委书记，公检法不能独立，司法不能独立，新闻媒体不能独立，形成了以党委书记为核心的金字塔权力结构，使得书记的权力不受制约，书记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跃居道德的最高点，使其所属的每一个人都成为权力金字塔结构中的一块砖。据有些资料统计，全国在职处级干部有182万人，这种不受制衡牵制的权力政治体制促使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热中迊合上级的政治要求，以求政治利益的极大化，以及最大化地扩张地方或部门的财政能力。用通俗的话说，这伙官僚群朝亁夕惕梦寐以求的就是升官发财，扩充地盘。大官发大财，小官就发小财，凡是有点权力的人，都能从公有制的经济中捞取和自己的权力相般配的财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宣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这就为那些和权力有缘的，尤其是和手握大权的高干及其子女亲朋有缘的人聚敛社会财富洞开大门，导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创造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少数拥有官僚背景的人手里。这是一帮黑领富豪，他们攫取民脂民膏，出卖公权力，侵吞国家财富，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败坏社会道德伦理，践踏法律底线。他们是国家的公敌，人类的公敌。这些丧失信仰的黑领们早已将发财致富作为他们的宗教，将金钱作为他们的教主。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奇特处。现在的中国究竟奇特在什么地方，奇特在中国三十余年来出现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也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就是中国理论宣传部门反复唸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奇特之处集中表现在金融、外贸、土地开发、大型工程、证劵等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据新华网发表的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的文章称，“中国大陆财富过亿的富豪91%是高干子弟”。2011年2月12日，网上又传出了中国铁道部长刘志军被“双规”落马的消息，又增添了凸现当今中国奇特的材料，据初步统计，拥有18名情妇的刘志军在位期间，铁道部系统在海外吃回扣，贪污腐败工程款，由铁道部系统倒买倒卖火车票总数额高达600亿人民币，其中和刘志军家族有关的有120亿。中纪委透露，参与国外采购高铁相关设备的28位铁道部官员竟然有19位在海外有帐户，12位的帐户开在瑞士银行。所有28位都有亲属在海外，其中有16位直系亲属在海外。身价数百亿元的刘志军在中国黑领富豪中其实根本不值得一谈。真正的超极富豪往往与垄断性的政治权力成正比，权力与资本的重合是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也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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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2013 4:03:14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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