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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裕延：马克思主义和国家本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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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裕延：马克思主义和国家本质主义
发布时间:2013-04-12 09:06 作者:王裕延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1478次
第十一章我已考察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使中国掉进了历史的陷阱和误入了历史的迷津，从而引发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大动荡。本章我则想考察分析引发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另一个理论根源，是毛泽东坚持用国家本质主义的理念治理国家而引发的社会大动荡。这种考察是我做的一种初次尝试，因此，我的考察分析出现理论缺失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教。特别是我的一系列文章旨在清算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我认为这是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的观点肯定会激起一些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志士仁人的强烈愤愤。我希望他们能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党容得下尖锐批评”，希望能得到他们的理性包涵，阿门。
所谓“本质主义”，就是出自柏拉图的“本源（自然）论”，这是十分古老的理论。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本质主义理念做了这样的界定：“这种观点认为，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即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那个实在和本质。”（1）根据柏拉图的看法，一个事物的本质是它的起源，或者至少是由其起源决定的。因此，任何科学的方法就将是探索事物的起源（即它们的起因）。（2）应用这个原则去研究国家问题时，要求人们必须考察社会和国家的起源，这就是人类社会和国家是怎样形成的？其本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就是按照柏拉图的“本源（自然）论”，来探讨国家的起源和国家的本质功能问题。
恩格斯运用柏拉图的本质主义理念写了一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经典名著。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从人们必须劳动生产以解决吃、住、穿的这类既平常又简单的事实出发，分析了没有剝削没有压迫的氏族制“注定要灭亡”的前提是“生产力极不发达”。分析了原始社会的人们在漫长的蒙昧和野蛮时期，由于生产力缓慢逐渐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了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社会产业，后来终于迊来了父权代替母权的体制革命。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私有制、国家也就产生了。贫富分化出现了，不同利益的阶级对立也随之产生了。国家是直接并且主要是从氏族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发生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并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情势的表现。”（3）通过上述分析，恩格斯得出了一个重要的国家本质主义的结论：“既然国家是由于必须控制阶级对立性而产生出来的，既然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冲突本身中产生出来的，那末它按通例说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而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又成为在政治上也占统治的阶级，并且由此获得镇压和剝削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4）按实质说，国家“在一切场合都是压制被压迫被剝削阶级的机器。”（5）可见国家是一个暴力机关，它是由军队、警察和监狱组成的用来镇压被压迫被剝削阶级的暴力工具。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论述做了系统而周密的研究，写成了《国家与革命》一书。此书进一步展开揭示了国家本质主义的特征，对各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列宁在这部书中写道：“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6）“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7）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论述国家问题时，都未提出国家、法律制度或运行着的国家政府机器应该具有什么职能要求和方案，而始终只是围绕“何谓国家”进行诠释论证，他们只试图“发现法律制度的本质功能。”（8）马克思主义论述的这类国家的本质主义功能和柏拉图关于“强者应当统治和弱者应当被统治的原则”，（9）“即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不受挑战的统治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稳定阶级统治的需要”等一系列反映“自然特权原则”的观点是相吻合的。（10）也和黑格尔关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可以还原为一种主人和奴隶，统治与服从的基本原则”相吻合的，（11）由此可见，从柏拉图、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一致认为，所谓“国家本质主义”，就是认定国家的本质功能是统治阶级压迫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正如柏拉图所说，国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能轻松自在各走各的路。”（12）由此可见，国家本身不是最高目的，它是一种工具和手段。相反，这个最高目的是血统（即家族）、种族和人民的利益，它是为特定的家族、种族和阶级政党团体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国家本质主义所关心的问题是“国家是由谁创造的？”“它是由什么构成的？”“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和统治呢？”谁领导谁，谁镇压谁，谁战胜谁，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主义的根本内容。
根据以上对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国家本质主义的论述梳理，我们可以清析看到国家本质主义有如下几个特征：（A）既然国家是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可见暴力，即以军队、警察和监狱支撑的国家公权力是国家本质主义的基础，由此形成了国家本质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暴力崇拜和权力崇拜。谁控制了军队、警察和监狱这类暴力工具，谁就控制了国家权力。所以缔造暴力，控制国家权力便成了历代风流人物竞相猎取功名的根本途径。（B）国家本质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特别关注由谁来领导和掌控国家权力。根据柏拉图的“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则应当服从”的这种观点，集中表现了权力归谁所有是国家本质主义中最基本的特征。在柏拉图看来，天生的统治者应该统治，天生的奴隶就应该被奴役。这是一种本原特权论的认识论，就是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是自然形成的。国家的统治者既然是天生自然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是不需要通过公民的投票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因此，“聪明的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则应当服从”，也成了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则了。柏拉图的这种本源特权论就是国家本质主义。这种本源特权论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种本源特权论又有三种表现形式：我称之为本源精神特权论，本源自然特权论和本源经济特权论。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三种“本源特权论”，私下认为可以加深对国家本质主义的认识。“本源精神特权论”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国家的领导人是上帝挑选的选民，在中国则被认为是真龙天子。“本源自然特权论”认为，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出自血统高贵的家庭或种族，在柏拉图看来，生来高贵但却退化了的孩子可以被降下去，但任何生来低贱的都不能提升上来；（13）统治者的血统必须纯正，血统混杂的人必定是变异荒谬不规则的人，让这类人担当国家统治的重任，必然会招致冲突和对抗；（14）在中国则认为国家领导人应该出自名门望族、士宦家庭或将门之家，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用“文革”期间高干子女的话说：“父亲英雄儿好汉，父亲反动儿混蛋”。“本源经济特权论”的创建人马克思则认为，国家领导人应从代表先进生力的先进的无产阶级中产生；列宁则认为应出自先进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即无产阶级政党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他们有权实行最坚决最严厉最无情的国家强制，斯大林称他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毛泽东则认为国家领导人应从“先进的人们”中产生，他们有权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那末，国家领导人和统治者的权力又是从那里来的呢？柏拉图的老前辈赫拉克利特早已提供了答案：“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此人变成奴隶，让前者变成主人。”可见战争暴力是权力之父，也是权力之王。柏拉图信其是，黑格尔信其是，马克思也信其是，毛泽东更是深信不疑。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名著中不是说过和赫拉克利特一样的话吗？“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毛泽东则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见在封闭的专制社会里，国家权力都是通过暴力抢夺来的。说权力是人民给的，这纯系谎言。只有在开放社会里通过普选产生的国家领导人，他们的权力可以说得上是人民给的。由此可见，所谓国家本质主义，说穿了，就是暴力崇拜主义和权力崇拜主义。运用这种主义治国的人或政党集团必然反对自由民主人权。（C）国家本质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国家权力至上，它的核心理念是“国家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这种权力具有无限的扩张性。用列宁在《无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的话说，这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和尚打傘，无法（佛）无天。因此运用国家本主义理念治国的国家，是不容许言论结社自由的，并视自由民主人权是颠覆国家政权的洪水猛兽，视自由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是异己力量。
以上就是我对国家本质主义的形成和国家本质主义的基本特征所做的简要说明和分析。
中国几千年治理国家的模式，和柏拉图的国家本质主义理念大同小异。中国的国家本质主义是建立在“唯上智下愚而不移”的基础之上的。“上智”是指那些像舜尧禹“其力如神，其仁如天”的在权力角逐场中的成功者；“下愚”就是指黎民百姓。中国的权力和柏拉图痴迷的纯正血统有不解之缘，“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就是这种不解之缘生动而又通俗的注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间，这种纯血统论延展为“父亲英雄儿好汉，父亲反动儿混蛋”，成了区分“红X类”和“黑Y类”的标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祸水肆虐横行推波助澜。北京有位年轻人遇罗克就是因为批判这种血统论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中国，通向权力的门必须经过血统、门第、出身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严格审查验证。这种审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格，以致1949年以后达到了“唯成分论”“唯出身论”的登峰造极的层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血统论，使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少见的别出一格的光怪陆离的政治漫画。反思研究中国历史的血统论，这对我们告别愚昧野蛮，步入进步文明的时代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自夏朝起，公共权力，也即国家权力归家族所有，随血统关系传承。自夏至商兄终弟及，国家权力在兄弟之间传承，还保留着原始社会血缘关系的不少痕迹。从周朝起，国家权力的传承才由兄终弟及过渡到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度。秦王赢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用当代曾广泛流行的话说，就是希望自己创建的政权能够“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所有独裁者的美梦，这叫“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事与愿违，秦始皇的专制政权传到二世，就因天下大乱而灭亡。他还动用能动用的国家资源寻找长生不老药，期望自己能“万寿无疆”。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权永存，确保自己永远处于“东西南北中”的居中主宰的地位，把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归皇帝一人掌握，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一人裁决，中央文件不经过他的点头同意一律无效。他废除了诸侯世袭制度，以设郡县代之。郡县行政长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随时可以调遣，制定严刑苛法管束人民；上自朝廷，下至乡亭，构成巨大的统治机器，掌管这部机器的各部分人是流通不定的大小官吏，这部机器的操纵人便是皇帝。这就是“东西南北中”，皇帝是中心。皇帝必须独揽一切，视权力为个人私产。秦始皇不仅专注权力的高度集中，他还高度重视意志的统一，在全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他极端鄙视和残酷迫害对他的政权持“看一看”之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他采用李斯建议，严禁私学诽谤朝廷，惑乱民心；下令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首开钳制言论思想自由的先河；彻底剪除敢于反叛、怀疑和抵制朝廷权威的思想意识，目的在于阻止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松动变化。秦始皇创建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集中体现了国家本质主义的治国理念，自古迄今，为历代执政国柄者沿袭采用。从此，以家天下为特征的皇帝权力的世袭制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被最终确立，历经二千多年，至清朝傅仪终止。在中国通过世袭制度排除那些反叛，怀疑，敢于抵制朝廷权威的人士窥探国柄，防止政治权力向家族外转移。可见，政治权力与血缘关系紧密相连，与家族紧密结合，所以我国历史上的权力斗争，往往表现为骨肉相残。三国时代的诗人，魏国皇帝曹丕之弟曹植深深感叹：“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及唐初李世民在玄武门前舞弄的刀光剑影斩杀自己兄和弟即可佐证。在中国，国家本质主义和血缘关系同属古代部落主义观念影响的产物。这种权力传承制度长期被披上“命运”“天意”的自然神秘的外衣，使得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暴动大王陈胜愤愤不平地爆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他是中国最早对国家本质主义进行质疑的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动荡不已，几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统治阶级内部无法统计的骨肉相残，印证了柏拉图的预言：国家的动乱是由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引起来的，是由争权夺利引起的。历史上无数次的暴力冲突，都是围绕“谁应当统治国家”引起的。一句话，都是由国家本质主义的治国理念惹的祸。
满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国家权力才从血缘关系的外衣中剝离出来，国家权力归持枪者集团所占有，为武装集团的最高领导人所有。毛泽东说，从孙中山到蒋介石，都视军队如生命，有军则有权。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都看重有军则有权的原则。毛泽东由此得到启发，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观点和马克思的“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论断是一致的，（15）也和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的观点是一致的。共产党要夺取政权，必须掌握枪杆子，建设强大的军队。从此，国家本质主义的神秘外衣被抖搂。但是国家本质主义的实质没有变化，即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权力和暴力归谁掌握，即“谁应当统治国家”的问题仍然存在。谁创建政权，权力就归谁所有，这和谁生孩子，孩子就归谁所有的道理一样，纯属柏拉图的“本源（自然）论）”。中国二十世纪整整一百年，从孙中山反清讨袁北伐，到蒋介石时代的国共内战；从1949年毛泽东取得了大陆政权之后揭批高饶反党集团，批胡风，反右派，到庐山会议上整彭德怀；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刘少奇、邓小平，批林批孔批周公和批邓转弯；以及“文革”结束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反对和平演变等一系列所谓事关存亡的政治斗争，无不围绕“谁应当统治国家”，无不围绕“谁主沉浮”而展开。在毛泽东看来，我领导创建的政权应归我所有，我身后由谁来继承，必须由我钦点，由我指定自己放心的人来继承。任何人，包括他的亲密战友或最受信任的同志都不许染指，这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这种独占垄断权力的欲望，就是国家本质主义的集中表现，也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社会大动荡的根源。
众所周知，这种垄断权力的欲望起源于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根据波普尔的研究认为，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偶像崇拜，是洞穴时代的遗迹之一，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16）而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是一个东西，它既很古老又很现代。说它很古老，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见之于赫拉克利特说的名言：“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人们必须晓得，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即是冲突，万物通过冲突和必然而生成。”（17）说它很现代，可见之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可见之于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8）然而，不管古代和现代的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都起源于恐惧，起源于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生物界中雄性动物为了取得垄断独占对雌性动物的交配权，彼此之间进行残酷激烈的博斗，直到把对方咬得遍体鳞伤，使对方颤抖恐惧，彻底放弃非分之想为止。生物之间的不同群落为已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双方展开大战，直到把对方赶尽杀绝为止，很像共产党内的左派为夺取权力而采取的斗争策略。这样使强者传种繁衍，使弱者陶汰绝种，这叫弱肉强食。这种弱肉强食的自然现象大量显现于人类社会，使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逞现出很多相同的特征。这证明了人类原属于动物的一种，是属于灵长类动物中的高等动物而已，证明人类社会是从动物世界中演化而来的。人类和动物，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的相同特征，就是弱肉强食。在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和弱肉强食中，存在一种追求不受限制，不受制约，不受牵制的权力斗争，像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说的那样，追求一种“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可见，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发源于动物的本性，自然也就成了人的本性。
但这不是说人类和动物，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没有区别了。区别还是有的：第一，动物和动物世界中的强者从来不进行任何包装，它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包装，因为它们是属于万般皆下品之流。它们之所以感觉自己是强者，就是因为自己身强力壮，凶狠超群，居高临下，像列宁在1920年12月22日的一次报告中自我标谤的那样是属于先进阶级和先进分子，有资格实行对国家的独占垄断强制，如此而已。当人类与其祖先分手告别进入到另一世界时，权力不再是个体的健壮体力，而是一种众人的合力，能控制驾驭这种合力的人被称为“强人”。这种“强人”比老祖宗高明多了，懂得千方百计对自己进行美化包装。人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强人”，或中国人习惯称之为“人上之人”的人懂得自我包装，善于自我包装。据考证，有文字记载的权力包装起源于远古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强人”是“上帝的选民”。后来的柏拉图认为“强人”就是“少数聪明人”。再后来黑格尔认为“强人”是懂得和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人。黑格尔的门徒马克思认为“强人”是先进生力的代表。马克思的忠实信徒列宁认为“强人”是先进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有权对落后群众实行国家强制，而这类“强人”“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列宁这里所说的“领袖”和前文所说的“身强力壮、凶狠超群、居高临下”的动物世界中的头领的本质是一样的。是列宁首先把“代表”系统化理论化建构化，首先视“强人”为人类社会代表的始作俑者。什么“苏维埃代表”、“人民代表”、“党代表”等等“代表”之类的名称都是列宁发明创造的。列宁的这套理论传入中国，便形成了人们所熟知“三个代表”的理论。毛泽东一生都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群众的愿望，一生都以党代表和人民代表自居。这种“代表”是通过枪杆子造出来的，不是通过普通百姓选举出来的。可见，“代表”理论这个古老的理论，是一个能够不断变换外部包装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历史已经证明，运用这个理论体系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只能导致极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导致只承认强权，无视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导致弱肉强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种体制下的人类和社会尽管与动物和动物世界有很大区别，但却聊无实质差异。可见，在极权专制政治体制下的“强人”无异是一群沐猴而冠的人，他们与动物世界的强者又相差有几呢！第二，说极权专制政治体制的那群强人是一群沐猴而冠的人，是因为他们只是像列宁说的“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而盗用人类社会的代表名义独占笼断社会资源的沐猴王而已。而人类中却有不少和强人逆向而行的“贤人”，他们怀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冲天勇气探索限制强人独占笼断权力欲望的思想体系，设计限制社会权力无限膨胀和社会大众能有效控制社会权力的制度框架。使社会权力能受限制，受牵制，能切切实实地为社会大众服务，而不是为某社会集团或某社会阶级服务。使社会权力脱去神秘外罩，洗涤柏拉图，黑格尔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强加到它身上的阶级烙印；努力使社会权力透明化，从而使人类社会日渐向文明进化的轨道滑向，告别野蛮的原始部落社会，远离动物世界。这种探索历经千百年，终于在十七十八世纪探索出能够有效控制社会权力无限膨胀的“三权鼎立”的制度框架，形成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人权思想价值体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从此使高等动物中灵长类中的人完成了从动物世界到人类社会的跨越。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就是按照这种制度框架和价值观念体系，把弱肉强食中的“强人”关在“笼子里”办公和发号施令，使他们想胡作非为也不能胡作非为，这就保征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而柏拉图擦洗画布式的社会变革，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鼓吹的暴力变革，目的就是要确立极权专制统治，使权力逃避社会监督，帮助强人从约束监督权力的“笼子”里逃逸。因此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使历史开倒车的革命，其结局必然使人类社会回到野蛮的社会中，回到和动物世界一样的部落主义社会里，这是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坍塌，充分说明极权专制主义行不通。可以预测，用“特色论”包装的极权主义也行不通，终有一天要改弦易辙，告别沐猴而冠的世界而聚集到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人类社会中，共享人间的欢乐。
毛泽东的一生既是反对强但又是追求强权的一生。据毛泽东自己在保安对美国记者斯诺的披露，他小时候就曾和他的母亲、弟弟、加上他家雇佣的长工结成统一战线，反对专制独裁的父亲，并且累累得胜。毛泽东在叙述这段经历时，毫不掩饰他小小年纪反对强权和追求强权的喜悦情趣，这证实了波普尔说的“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是何等的正确。毛泽东在1910年秋写了一首《七绝？呈父亲》的言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显示了毛泽东在未冠之年就为将来成为强者出人头地树立了不成功则成仁的坚定信念，这和蒋介石很有相同之处。这反映了当年的年轻书生普遍怀抱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名”和“博取功名利祿”的儒家普世价值取向。1928年4月，朱德率领湘南农军上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会师。此后，朱毛磕磕碰碰相处半个世纪，成就了中共党史上的传奇佳话。朱毛之间分歧的原因是什么呢？上井冈山之后，朱德处处感到“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甚至认为毛泽东主持的前委是“书记专政”，主张成立军委。毛泽东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敏捷，由前委领导更有利于作战，设军委实际是分权主义，而毛泽东需要的是集权主义。毛泽东在闽西赣南苏区起草撰写的决议著作和通信不少是针对朱德而发。如果独揽大权是战争千变万化的形势所需，尚有理由为人谅解；但是建国后，朱德对毛泽东独揽大权，专制独行，对同志经常进行过火斗争屡屡表达的不解不满，而招致毛泽东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大不小的打击报复和羞辱，这就充分说明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存在严重的国家本质主义偏向。据周恩来在1966年5月23日批判朱德的会议上披露，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朱德都沾过边，说明朱德对毛泽东处理高饶彭黄的事情持有异议。1956年朱德率团出席苏共二十大会议期间拍电报给毛泽东表示支持反对个人迷信，而个人迷信是依附在国家本质主义上面的阴魂，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使毛泽东十分生气。他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凃。”紧随其后，把和毛泽东一直并挂的朱德肖像被取下，以示毛泽东的愤懑；1958年后任命毛泽东的老部下林彪取代朱德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再泄毛泽东的愤懑。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因朱德对彭德怀遭批判持同情态度，因此在8月1日批判彭德怀的常委会上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态度比较温和，当即被毛泽东羞辱为“隔靴掻痒”，连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也被取消了。1965年朱德参加上海12月会议，不赞成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提法；1966年5月朱德在中央政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处理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不肯助纣为虐；又在《五？一六通知》通过投票时弃权。朱德为此在1966年5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严厉批判和围攻。主持批判会议的是刘少奇，对朱德批判最凶最卖力的竟是陈毅和周恩来，他们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是定时炸弹”。还有许多和林彪“四人帮”并无瓜葛的革命元老和高干也纷纷对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无限上纲，狠斗恶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之际中共高层演出了一场祸水他引，通过害别人保自己手中的权力，竞相向毛泽东献媚骨的闹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至上的国家本质主义之理念造的孽。堂堂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长期遭受毛泽东的抑压，在“文革”暴风雨即将来临之际，又遭长期患难相共的同伴战友的狠斗恶打，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信守奉行的是只问权力归谁所有，不问权力是否应受限制；只讲专政，不讲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本质主义理念。这是导致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种说法的根据吗？为此，我认为必须搞清楚三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国家本质主义理念是怎样形成的？第二，毛泽东和秦始皇有着怎样化解不开的情结？第三，国家本质主义是怎样影响中国社会的？
第一，众所周知，在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的身分是特派员和党代表，他没有作战经验。当初一个没有作战经验的人，怎么能取得军队的绝对指挥权，研究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弄明白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本质主义。毛泽东的政治优势首先体现在他是特派员和党代表的身分上。毛泽东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具有他人无可争辩的经历。此时，具有和毛泽东有同样资历而又努力为权力打拼的一大代表只有张国焘。毛泽东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人，张国焘是继秋收起义之后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人。他们两人都在中共党史上具有呼风唤雨吒咤风云的能量。在中国，资历和权力是有密切关系的，资历越深权力越大，说话就越响，这是其一。另一方面，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公论。苏俄党代表在其内战期间定亁坤的绝对威力为毛泽东的党代表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因此毛泽东在上井冈山的途中通过三湾改编便顺顺当当确立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全面控制掌握了这支数量很少规模又小的工农红军，事务巨细且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毛泽东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前委书记。但是朱德很快感到“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并抱怨毛泽东主持的前委是“书记专政”。朱德以自己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向毛泽东的“书记专政”发起挑战，使得毛泽东一气之下撂挑子养病去了。直到古田会议通过党内斗争，毛泽东制订了新的政治游戏规则，才恢复了自己在政治方面的优势，重新取得了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嗣后，又通过长期的斗争，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的七斗八斗，毛泽东最终才于1943年3月20日才按列宁确立的“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推举为中央政治局的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并且确立了在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时“有最后决定权”，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地位。从而证实了古代希腊的哲人赫拉克利特关于战争“能使人成为神”的伟大预言，也使毛泽东自己关于斗争能使人“其乐无穷”的“乐言”变成了现实。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对“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的列宁专制主义乐此不疲的原因。这种“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之列宁主义原则，最后竟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是神圣的，不容批评怀疑的共产党的权力运行规则。毛泽东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最后决定权”，并把这个“最后决定权运用到“弹钢琴”上，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写道：“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19）从而使党委委员成为自己手中伸屈自如的十个指头，把自己手中的权力运用自如出神入化，使自己终于成为黑夜中的“北斗星”、清晨初升的“红太阳”。毛泽东就是这样把自己手中的权力视为“天命”“自然”的产物，以致神化成了万能的帝王权力。1949年毛泽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之后反复重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而把这类社会领域中的建构性规则和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之类的自然特征粘合在一起，使党的领导神秘化和“本源（自然）化”，为他即使外行，党委书记和党代表也要领导一切，控制一切，为“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的理论寻找神的支持，（20）制造党委书记和党代表威力无比，所向披靡，能呼风唤雨的神话。与此同时，毛泽东对懂业务技术的“长”的领导一直心存疑虑芥蒂，这也许是1929年古田会议前撂挑子治病的寒蝉效应。据薄一波披露：1956年春，毛主席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对厂长负责制提出严厉批评，我和重工业部长被称为“一长主义者”。后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又责问周总理：推行“一长制”究竟根据那个党中央的命令，是北京的党中央，还是莫斯科的那个党中央（在此以前，讨论教育体制时，毛主席又提出，大学搞校长制，工厂搞厂长制，这是哪个国家的）？（21）其实毛泽东本人也心知肚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党委书记和党代表定亁坤都是从莫斯科那里搬来的。只是苏联老大哥的法宝到中国后被毛泽东垄断独占，如何取舍运用，由毛泽东一人定夺，不许其他人染指，如此而已。从薄一波的那段引文中，一方面反映出毛泽东竭力要使党委书记成为像政教合一、凌驾于行政权力之上的神职人员那样的内心秘密；另一方面反映出在经济科学文化建设的和平年代里，毛泽东最担心政治委员或党代表的大权旁落的一种失落感。毛泽东不仅不让懂业务的“长”过问权力，也不允许其他高级领导，包括像刘少奇这样的高级领导按党章规定应该行使的权力。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声色具厉地批评刘少奇、杨尚昆：“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样使政治委员和党代表的权力成了包揽一切独占一切的绝对权力。在“抬斗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毛泽东”的圣歌伴唱下，偌大的中国，竟成了一个人说了算，一把手定亁坤的国家。1964年12月毛泽东当众训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966年5月由康生传达的毛泽东在谈到中央的另一位大员彭真的时候说到：彭真是一个渺小人物，我只要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他。这类事就是朱德在井冈山年代抱怨的“书记专政”的继续发展以至恶性膨胀。在毛泽东天威莫测的面前，权重一时的刘少奇和彭真的命运是如此可悲，那末亿万苍生的蚁民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毛泽东对权力的独占垄断和对权力不受任何制约限制的滥用，这是国家本质主义所然；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国家本质主义大展示。这种国家本质主义曾使数不胜数的中国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曾使中国社会长久动荡不安。而现在的中国人不仅无视和遗忘了国家本质主义曾经对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反而还用“中国特色论”对其实施美化包装，认为不受牵制不受制约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总优势，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
第二，《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一书中记录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断断续续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过联系的法国文化部长和作家马尔罗谈及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过：“有一次我问过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我当然是他们的继承人’。”（22）马尔罗在这里说的“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不知是指谁？按中国人的评断，肯定不是嘉庆、道光、咸丰，更不是同治、光绪、宣统。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只推荐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几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皇帝与当代“风流人物”试比高，鲜有人知道他称赞过中国最后的几位什么皇帝。就我所知，毛泽东最热中于和秦始皇试比高。记得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记录了他说过的一段名言：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他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秦始皇，不对，我们要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補充。毛泽东这段话集中展示了他对权力和暴力的崇拜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价值取向。我们知道，秦始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暴力暴政的象征和代名词。秦始皇的价值取向是法家学说中的暴力文化。它源于荀子韩非子的霸道理念，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和儒家的仁义文化、王道理念相对立的一种价值观念。尽管中国的历代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时往往儒法兼备，王道和覇道交互使用；但不同的政治家的价值取向往往有差异，有的侧重暴力覇道，有的侧重仁义王道。秦始皇是运用暴力覇道治国的典型。而毛泽东竟要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充分说明秦始皇与毛泽东的关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有化解不开的情结，这就是极端的专制独裁，是属于极端的反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体系，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我在此所说的秦始皇和毛泽东是开放社会的敌人，绝对不是要否定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绝对不是要把他们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像毛泽东对张国焘、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和蒋介石那样，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说他们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是说他们的思想体系和价值取向不利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仅此如已。历史上往往有许多独裁专制者曾为社会为人类作出过重大杰出贡献。众所周知，秦国的兴起强大起因于专制极权主义者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的变法，使黔首黎民，即类似后来的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为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取得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伟大成就。实现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的天下人所响往的社会理想。因此，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始皇时，“民莫不虚心而仰上”，足见秦始皇获得了农民的由衷拥戴，这是秦始皇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可以说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里，还没有一个政治家取得了像秦始皇这样伟大的成就，包括二十世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那众多风流人物。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争消除了清朝被推翻后的数十年的封建割据，使中国大陆实现了统一，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使农民暂时获得了土地，让农民高兴了两三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书写的一笔。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名义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凭靠这种名义上的国家统一，蒋介石却坚持领导了八年抗战，历经千辛万苦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结束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屈辱苦难史，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争取民族独立的英雄。但不知何故蒋介石这一成就，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里竟不翼而飞成了毛泽东的囊中物。因此我们谈及专制独裁者时，并不是要对他们全盘否定彻底打倒，而是要对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按照事实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们反对的是专制独裁者处处力图对社会对个体实行严密的国家控制，把个体的人当成实现目的的工具，不把个体当人对待。如果要论功行偿，秦始皇应当是中华民族史上第一受偿人。现在有些中国人出于权力心结，竟掠人之美，把毛泽东捧上了天。千方百计用马克思主义外衣和阶级分析论对毛泽东进行美化包装，出于“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的列宁创造的独裁理论，对以前的历史否定扭曲，对以前独裁者应该给予的历史地位却以“俱往矣”一笔勾销，把毛泽东的独裁专制说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岂不令人笑掉大牙！如果毛泽东的独裁专制主义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末，除了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独裁专制主义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我们知道，秦始皇的独裁专制源于他荒唐的乌托邦愿望。他想在自己话着的时候，做完一切要做完的事情，好让子孙世守，二世三世传至万世。所谓“当职既定，后嗣循业”，就是他唯一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企求长生不老。但他又知道死是到底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骊山大造坟墓。为了使自己创建的政权像铁打的江山万万年，他发大军击匈奴，并筑长城。还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这类豪华宫殿，让子孙代代饱福。筑长城、寻长生不老药、造坟墓、建宫殿，耗费了无数物力人力。据史学家统计，秦时全中国人口二千万，被征发造宫殿坟墓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五十万人，加上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而且都是青壮劳动力。使用如此巨大的民力，使自己浪漫主义的欲望付之现实，实非民力所能胜任。由是苛暴刑法产生了，秦始皇的暴政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可见，秦始皇的专制独裁产生于不切实际的愿望理想，产生于乌托邦的浪漫主义。在中国的理论界，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浪漫主义分成反动的和革命的两种，在我看来不管是革命的和反动的浪漫主义都是异想天开想入非非，用这种理念治国，只能祸国殃民。毛泽东独裁专制产生的原因和秦始皇独裁专制产生的原因十分相似。毛泽东和秦始皇一样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做完一切要做的事情，他要使私有制绝种，要在自己有生之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建成共产主义，于是发动大跃进，要创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发展奇迹，组织动员强迫6000多万农民上山砍树掘矿炼钢铁。当自己的浪漫主义的理想碰壁时，“上怨老天，外怨苏联，内怨右倾机会主义不同调”和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他痛下决心要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使自己创建的政权像铁打的江山万万年，使自己开创的事业能二代三代传至万代。因此他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强化国家暴力。他和秦始皇一样怀有长生不老的奇怪诉求。据李锐的记载，1950年毛泽东在审查中宣部拟订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标语口号时，亲自动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后面加上了一条“毛主席万岁！”由此可见，毛泽东和秦始皇两人的独裁专制不仅形似，而且神也相似。因此，“马克思加秦始皇”便成了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秦始皇是暴力是纪律，是国家强制的象征。在这上面披上一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便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就是靠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创造了“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业绩，无数苍生妻离子散，光大跃进的直接后果就引发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黎民百姓。加上十年“文革”大浩劫，使很多中国人，包括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样的开国元勋惨遭迫害致死。这等等，就是毛泽东说的，“有人骂我们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補充。”毛泽东就是这样不断補充和充实秦始皇的独裁专制理念，使得自己变得比秦始皇更秦始皇，使新文化运动在中国传播的自由民主科学的理念被“马克思加秦始皇”一扫而光，使中国人谈自由谈民主谈人权就色变，使中国的历史开倒车，又回到秦始皇的野蛮时代，这就成了毛泽东一辈子和秦始皇化解不开的情结。
第三，国家本质主义是怎样影响中国社会的呢？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先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国家的本质功能再综合归纳一下，我们可以从中加深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典型的国家本质主义理论。它强调国家权力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国家权力是凭借暴力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它只讲专政，强调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被统治阶级不得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可见，国家本质主义是无道理可讲的覇道主义。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表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要改变世界。”因此，改变或改造世界便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宗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改造世界就是改造社会，要把人类社会改造成没有剝削，没有阶级，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说明马克主义的理想目标崇高伟大非常诱人。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来实现这一崇高伟大诱人的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掌握国家政权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因此，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己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然后通过无阶级专政来改造社会。那末，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列宁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坚信这种专政一定能够成功，“因为它善于把强制和说服结合起来”，“先进阶级有权实行这种强制。”（23）列宁认为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被强制的人不能享有自由民主。凡是有暴力存在的地方，有国家强制力起作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自由和民主。列宁公开主张，自由民主是统治阶级的特权。由此可以断言，无产阶级专政或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没任何道理可讲的覇道主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演绎为“对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驳“舆论一律”》的文章里，毛泽东写道：“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制度。”对于反革命，“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所以从马恩列斯毛的有关论述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思想改造，一个暴力改造。这两个方面的改造都离不开国家强制，即暴力强制和思想强制，行使改造的主体是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其政党，说白了就是这个政党的领袖集团。按列宁的说法，他们是先进阶级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代表，也是毛泽东所称的“先进的人们”。被改造或被专政的对象是反动派、反革命、落后的群众，“落后的人们”。这种把把人区分成“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这是百分之百的柏拉图的古老理论，没有自己的半点创意；马恩列斯毛把它当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柏拉图揭示的国家本质主义理论的翻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千百万的习惯势力”进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的斗争。可见，列宁所说的无阶级专政的对象是千百万小私有者，这是白纸黑字确凿无疑的了。这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常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向少数人专政的说法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事实上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向多数人专政，因为“先进分子”和“先进的人们”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时代都是少数，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流行的语言称呼，这叫“一小撮”。毛泽东就是根据列宁的论述，把无产阶级专政言简意赅地概括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少数人（“一小撮”）向多数人专政的经典表述，目的就是要建立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实施社会改造，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体质主义的根本特征。这种国家本质主义，必然会致使国家权力以其全部功能渗透和控制人们的整个生活，迫使个人成为为国家权力服务的工具。就是说必然导致国家权力不把公民、市民和具体个人当作服务对象和目的，而把公民、市民和具体个人视为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国家权力运转的工具，视为被控制国家权力的少数聪明人或先进分子任意驱赶的牛和马。毛泽东一向自诩为“无法无天”的人，因此他建立的政治体制也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体制，他领导的国家也是“无法无天”的国家。他们要控制每个公民思想和行动，办法就是不断的思想改造，不断的斗私批修和什么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一句话，不允许公民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的立场，像柏拉图说的那样，国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轻松自在各走各的路……。”众所周知，运用国家本质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治国，前苏联是典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登峰造极。这充分证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向少数人专政的理论是骗人的谎言。
1949年毛泽东取得了全国性的政权之后，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治国理念指导下，毛泽东大力推行思想改造，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派，彻底剝夺知识分子的思想权利和说话的自由；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剝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千百万小业主的一点少得可怜的财产，把广大的农民和个体所有者捆绑得严严实实，稍有违规抗旨，立即遭到批判斗争和囚禁。根据李锐的记载，1958年在云南陆良县马街乡出现了使用皮鞭的“督战队”，强迫群众出工。陈盛年（时任省监委副书记兼陆良县县委书记）还在全县推广这个经验。他说：“生产不跃进是大是大非问题，打人是小是小非问题。”“打人是促进派，不打人是促退派。”1958年曾被毛泽东视察过的河北省徐水县的农民，因抵制县委书记的浮夸，被县委书记张国忠带领的人马检查发现，结果把五个小队长捆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送到监狱劳改。一个叫高先的小队长，劳改三个月就死了。有人说，张国忠就是法律。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指示县乡村三级组成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逮捕358人。张国忠认为，逮捕人能起大作用，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就在强迫命令盛行的徐水县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这不是一件非党耐人寻味的事情吗？1958年，徐水县共逮捕4643人。这4643人中有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的31人死去。其实，在大跃进的过程中，逼死，打死人的事也绝非罕见。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河南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下令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072人，死在拘留所的有667人。大跃进期间，对农民实行饥饿纪律的最大祸害莫过于毛泽东大力坚持要办的公共食堂，以致刘少奇也感慨万分地说：“有人想在吃饭问题上把群众卡起来，那比捆绑还厉害。”1958年这种自上而下由毛泽东主张的“书记挂帅”强迫农民的大跃进，给国家给民族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灾难。面对这种灾难，毛泽东从未做过认真的自我批评，仅仅轻描淡写地说些缺乏经验，付了一笔学费之类无关痛痒的话而已，还远不如古代封建皇帝而对社会灾难有下“罪己诏”的勇气。对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强制（按：这就是国家本质主义的根本特征）毫无反省之意，把因国家强制引起的社会不满和怨言，只在“七千人大会”上仅用“覇王别姬”的典故一付笑谈中，说明毛泽东对人民的痛苦态度十分冷漠，这是对“人民的大救星”的极大讽剌和嘲弄。紧接着于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制订了人人皆知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党的基本路线；在全国深入持久广泛地开展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通过斗争，使权力再次空前未有地集中到毛泽东一人手里，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了赤裸裸的领袖专政。不仅使全国农民黎民百姓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即使党内各级领导，包括中央高干也得老老实实诚惶诚恐，最终把全国推到了万劫不复的十年“文革”的大乱中。由此可见，毛泽东建国后搞的思想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把中国人分成“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惹的祸，都是国家本质主义惹的祸，都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国家权力不受牵制、不受制衡惹的祸。其祸根就是源自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级专政。这种价值观念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延续，严重保留着动物世界里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遗传基因。毛泽东说：“共产党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斗争的哲学”就是弱肉强食的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就是弱肉强食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弱肉强食的专政。弱肉强食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牵制的无法无天。因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不讲道理，不讲法制，无视自由民主人权的覇道社会主义，是充满血腥暴力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行动及其行动造成的后果和他口口声声要“为人民服务”，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坚决站在农民大多数一边完全是两回事，这足够证明他是一个典型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文过饰非的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一生是追求权力追求成功的一生。只要有利于他对权力和成功的追求，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什么事都可以做，他深信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因此，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文过饰非，说一套做一套，对毛泽东来说从来不会感到犹豫，不存在任何个人的良心道德问题，从而给中国人造成了罄竹难书的苦难。这正是权力高度集中的覇道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这正是1949年以后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根源。
毛泽东去世后，全体中国人，包括深受毛泽东权力高度集中之害的中共高层开始对过去不讲个人良心道德，不讲自由民主人权的暴力社会主义进行反思。其标志就是1978年中共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做出了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和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决策。在邓小平“首先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口号下，释放了国家控制的部分社会资源，把土地经营权（不是所有权）交给农民，按“抓大放小”的原则，把效益不好的中小企业交给从权力机关剝离出来的下海党工官员经营。实现了部分社会资源由政治权力配置向市场效益配置的过渡，使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过渡到首先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社会主义。由于分田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快解决了按中国标准的温饱问题。但是这种改革只局限经济体制，对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则丝毫未触及。因此在“首先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口号下，握有权力的党政官员及其家属子女亲朋好友，抓住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机遇从事“官倒”聚敛钱财，一夜暴富。而暴富冒头的都是高干子弟和其亲戚朋友。伴随官倒而来的是行贿受贿、贪污腐败之风席捲全国。这种“官倒”腐败现象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有识之士，主要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对这种“官倒”腐败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研究，得出了全民赞同的结论，引发这类“官倒”贪污之源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我们知道，邓小平改革的立脚点是“首先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容改变，思想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必须受到严格限制，这仍然是毛泽东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那一套。“四项基本原则”是国家本质主义的具体展示，是维护实现国家本质主义的工具。至于“首先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和“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稍微有些思维能力的人都能一目了然，后者为前者护航。“四项基本原则”是要为首先致富的人提供强大的权力支撑和舆论保障。大家知道，在中国有条件首先致富的人，大都是那些具有官僚背景的人，他们靠权力致富，首先成了靠权力致富的“倒爷”。由于他们巧取豪夺，很快成了众矢之的，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邓小平推行的改革产生了质疑和强烈不满。他们纷纷申讨官倒，强烈要求惩治贪污腐败，要求改革政治体制，要求国家公权力必须依法受到制衡和透明运转，让全国人民能民主监督国家公权的使用，要求开放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必须保障基本人权，这种要求得到党内部分高层领导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比如胡耀邦和赵紫阳都积极主张，并试图采取措施改革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主张开放思想言论自由，改善党的领导，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但是这种社会呼声诉求却遭到了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元老的强烈反弹。他们把这种社会呼声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被迫辞职。嗣后，由于胡耀邦的去世，要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呼声进一步高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百万国民聚会天安门强烈表达了这一诉求。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元老最终把这种社会诉求定性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暴乱。从而制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六？四”流血事件。赵紫阳被撤销职务，为此还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离开人世。可见，使权力和经济相结合的改革是邓小平开革开放的败笔，也是引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根本原因。
1989年6月4日，邓小平调动野战部队，动用坦克对聚会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青年学生重拳出击，这使全世界一片哗然，这种政府行为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使中国人大为错愕。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的惨案不断发生。远的不说，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时代曾记录了多次惨案，但是实施这类惨案的主体都是警察特务而已，未动用野战部队；施暴工具是皮鞭、木棒、水笼头，加上几枝汉阳造的老套筒和手枪之类。毛泽东在世发生的1976年4月5日北京天安门清明祭事件，平息事件的主体是首都的民兵和工人，使用的武器是棍棒，这些惨案都没有动用野战部队，更没有动用坦克。因此邓小平血洗“六？四”的作法使中国人大为错愕，使邓小平的改革形象大损，充分暴露了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仍然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次事件使中国人如梦初醒，中国人需要什么？需要人权！这个“人权”不仅仅是生存权，能够填饱肚皮和生儿育女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传宗接代的人权，而且还需要言论自由批评监督政府的权利；要求拥有生命保障和个人尊严的人权；要求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权。邓小平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马克思加秦始皇”，是绝对不允许普通群众黎民百姓批评监督毛泽东这批开国功臣创建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绝对不能容忍普通群众黎民百姓批评马克思列宁创建的思想和主义，即极权专制主义。邓小平调动野战部队动用坦克鎮压“六？四”青年学生，就是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不错，毛泽东、邓小平也讲过欢迊人民群众和民主党人士监督共产党监督政府。邓小平就此于1957年4月8日专门撰写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文章。他写道“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这三条后来只剩下一条“是党的监督”。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复宣传的党管党，党内互相监督，党委委员互相监督。“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就成了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管自己，使共产党的各级领导获得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身分。第二条和第三条却成了装饰民主门面的假话。1957年毛泽东授权邓小平挂帅大整右派，那末，邓小平写的《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文章，也隨之成了毛泽东的“阳谋”策略的组成部分了，成了毛泽东钓鱼的钓竿，引蛇出洞的诱饵。1957年邓小平主持制订划分右派的标准，其中有一条就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24）凭这一条就把许多响应整风号召的人民群众，即按宪法规定的国家主人打成反革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而长期被专政被剝夺自由民主的权利。这样使所有中共官员及向其靠拢的积极分子，这些自称为“人民公仆”和“人民勤务员”的人，都成了中共卵翼下的碰不得说不得、“老虎屁股”不能模的特权分子；而人民群众则彻底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党的官员要想置于谁死地，只要说他“攻击党的领导，损害党的权威，污蔑党的干部”就可以了。由党委书记一句话“你攻击我，目的在反党”而被扣上帽子的右派，数量相当大。五十五万右派，多数是属于共产党大大小小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牺牲品。中共官员的特权产生于国家本质主义是毫无疑义的。这足以说明邓小平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专制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骨子里是反对人民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与监督的；也证明了邓小平是党内特权的坚定捍卫者。邓小平一辈子最揪心的事，就是担心他和他的老战友、老革命、老高干手中的权力会白白流失，落到不听话不听指挥的人手中。他抵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两个凡是”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老革命老高干手中的权力被毛泽东支持的什么“造反派”“社会渣滓”和“你办事，我放心”的“凡是派”抢去了。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严防老革命老高干手中的权力旁落到不听话不听指挥的人手中，要确保他们手中的权力能传递给他们认为的可靠接班人，以保证他们“三代”“四代”能首先富裕起来。一句话，邓小平最关心的是“权力归谁所有”这个国家本质主义的根本问题。这就是邓小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镇压“六？四”学生运动的内在原因。这绝非像邓小平说那样：“这场风暴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邓小平这段话迴避了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应负的责任，迴避了人的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归根结底这都是国家本质主义惹的祸。通过邓小平对”六？四“学生运动的暴力镇压，给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打了一支强心针，使那些老革命老高干的后代更加有恃无恐地在国家权力的荫庇下，抓紧聚敛财富，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迅速催生了一种畸形的权力资本主义，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邓小平重拳镇压“六？四”学生运动，表明了他是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本质主义的忠实信徒。
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与李鹏、姚依林的一次谈话中说：“对腐败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讲，你们也多次听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25）邓小平这段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第一，“官倒”腐败在1989年成了全国人人喊打的老鼠，使得因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而闻名中国的邓小平，最担心自己家里出现“官倒”老鼠，使他也赶快撇清与过街老鼠的关系。“对腐败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我也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第二，反映了邓小平对泛滥成灾的过街老鼠显得一脸无奈。“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为什么“往往下不了手”呢？邓小平害怕触及这个难言的本质问题，即国家本质主义的问题。第三，反映了邓小平内心深处的恐惧。“这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此时的邓小平最担心的是因全党全国性的腐败会影响自己的权力，他不去认真思考腐败产生的根源，思考如何建立惩诒腐败和预防腐败的政治法律框架，而是考虑如何平息民怨保住自己的权力。邓小平之所以不去认真反思社会腐败的根源，一方面因为他不愿也不敢去触及引发社会腐败的国家本质主义的问题，从而动摇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信念；另一方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思维模式，使邓小平对产生腐败的根源一无所知。邓小平不懂得权力是腐败的根源，不懂得绝对权力是导致绝对腐败的根源，这对权力至上，以追求权力为最高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确实是一个致命的问题。邓小平更不懂得或不愿知道人都有权力崇拜的倾向，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被权力腐蚀，大权腐蚀高官大人物，小权腐蚀握有小权的小人物，绝对权力腐蚀皇帝、总统、主席、总书记和顾问主任，比如前苏共总书和前苏维埃主席。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革命老高干，从来都没有认识到权力会对他们所认为的先进阶级和先进分子产生腐蚀的危险。在他们看来，权力只有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才会产生腐败，因为资产阶级是垂死的、腐朽的阶级。而权力一旦被无产阶级这种所谓的先进阶级，被共产党员这类先进分子控制掌握，就能像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说的那样，能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清理社会腐败。共产党人认为，社会腐败是资产阶级意识和生活方式腐蚀的结果，是由精神污染的环境造成的，而这些东西是不能腐蚀共产党人的。因为共产党员是圣人，按斯大林的说法，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按中国有些人的说法，共产党员是先进分子，“三个代表”，他们能够靠理想、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靠铁的纪律（按：勿忘邓小平说的“我们往往下不了手”），“拒腐蚀，永不沾”。理想信念和铁的纪律，一定能够给共产党人被上一层攻不破打不烂的防腐盔甲。在毛泽东他们看来，共产党人中即使有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落马的，那是个别少数的“意志薄弱者”，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不能算是先进分子和“三个代表”。因此，共产党人根本忽略了“人都有权力崇拜倾向”的遗传基因，忽略了人的本性是自私利己，忘记了自己是普通人中的一部分，忘记了我们的老祖宗是从动物世界那里演化过来的人，自称自己是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人上人。共产党人的这种盲目自信，使他们失去了权力能腐蚀人的警惕，最终在苏联酿成了腐败亡党亡国的、对共产党人来说是“灾顶之灾”；在中国则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社会腐败，致使像被中国人称之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显得一脸无奈，“对腐败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邓小平说的是真话啊！
由于邓小平对权力必然要腐蚀人的事实缺乏清醒的认识，对社会腐败的根源知之甚少，因此他想不出任何惩治社会腐败的新套路。他的反腐治腐的思路只能停留在传统的抓大案要案的认识上。他说：“腐败、贪污、受贿，抓一二十件”，“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这就是传统的杀一儆百或杀鸡给猴看。中国几千年都是这样反腐治腐，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反腐治腐，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其效果最多只能暂时取信于民，这就是是我们常说的形象工程，只是为了“取信于民”而已。邓小平说的“一定要取信于民”，就是属于这类形象工程。中共建国后的反腐治腐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形象工程。目前中共中央纪委经常高调声称的“反腐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就是虚张声势按抚老百姓的形象工程。这类形象工程不仅使反腐治腐的效果不能彰显，而且使社会腐败变成了越反越腐越治越腐的顽症，成了令中共第一号头痛问题。难道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吗？也成了中国社会大众百思不解、备感困惑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有的。问题的关键是要认清找准，同时还要勇于正视社会腐败的根源。既然“人都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既然权力是社会腐败的根源，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那末对权力严格依法限制牵制和制约，这便是抑制社会腐败最有效的方法。具体的办法是：一，使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开，使它们互相牵制制约，靠权力制约权力，用中医的专业术语表达，这叫“以毒攻毒”，这就是一部分中国人经常热议的三权鼎立，事实证明，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防腐治腐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二，国家官员定期民主选举，不能由上级直接任命或由一党的组织定夺，防止公权力被一个政党中的少数人垄断。须知，少数人垄断国家权力，这是导致社会腐败最根本的原因。参与选举国家官员的人民代表也必须通过选举产生，不能由上级官员指定；中国地广人众，省市一级领导和国家级的领导不能民众直选，只能由省市级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但是这种间接选举必须是差额选举，不能搞等额选举。县市和乡镇必须全民直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对国家官员实行切切实实的监督，起码使人民群众在选举期间能用自己的选票行使一次监督权。三，切实保障思想言论和新闻结社自由，使人民群众有批评揭发监督国家官员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不可任意侵犯，比如像邓小平1957年制订划分右派标准所做的那样。按照这三条办法做，社会腐败就能得到有效抑制。世界上许多国家就是采用这三条办法较好地解决了治理社会腐败的问题，创造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环境。但这三条，却遭到了中共的元老们和跟随中共元老为夺取政权而奋勇打拼的老革命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三条触动了他们的权力神经和根本利益，触动了权力归谁所有这类国家本质主义的根本问题。他们宣布这三条是资产阶级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化理论。这种论断我绝对认为是站不住脚的，是出于对历史无知而做的凭空妄断。因为这三条是为牵制制衡制约权力设置的政治架构，是为防制权力腐败设计的理论框架。我们此前已经探讨过，在落后封闭的野蛮社会里，权力高度集中是一种不受牵制不受制衡不受制约的弱肉强食主义，使人类和动物聊无差异。自从人类进化到十七十八世纪，设计了对权力制衡的理论，即设计了三权鼎立、民主选举、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等制度来牵制制衡和制约高度集中的权力，限制强人对权力的垄断独占的欲望，使人类完成了从动物世界到人类社会的跨越。这是人类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所产生的重要成果，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是衡量现代文明国家和现代文明社会的首要标志。因此，断言自由民主的理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硬要给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这是一种出于贪婪权力和迷恋权力导致的无知妄断。说自由民主的理论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相副。因为三权鼎立，民主选举，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的制度设计是在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什么科学社会主义未诞生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它的设计绝对不是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可见，“自由化”并不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初衷，而是共产党人蓄意要反对牵制、制衡和制约权力高度集中而杜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纵视听，并千方百计对“自由化”进行污名化，以图彻底搞臭自由民主的思想体系。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仇视自由民主的价值理论呢？这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宗旨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要反对自由化、反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成果！那末，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写道：共产党人“只有用强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才能获得“整个世界”。那末，无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呢？列宁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可见，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要夺取权力，建立“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共产党人掌握了这种权力，就能变私产为公产，没收工厂土地，搞暴力拆迁，暴力征地，大干社会主义，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共纳税人之产的生活。苏共的历史证明和咱们中国的社会现实也证明，共产党人只要掌握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反过来又能把公产变私产，使国家或全民所有的财产流向私人腰包，催生出一个腐败的鱼肉百姓的特权阶层，这就是现在中国人恨之入骨但又对他们无可奈何的“黑领阶层”。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证明，离开了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共产党人什么也办不成，到手的东西也会统统丧失。因此，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武装走来的共产党人是典型的权力崇拜迷，典型的暴力崇拜迷，是典型的权力和暴力万能论者。可见，不是三权鼎立，民主选举和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的“自由化”要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而是共产党人为了维护自己手中不受制衡制约的权力，为了维护自己手中的特权要反对自由化，要反对人类自由民主的文明成果。可见，三权鼎立，民主选举和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的制度设计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它能抑止人对权力和暴力的独占垄断的欲望。这就从根本上触犯了共产党人的大忌，击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价值观念中权力崇拜的要害，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暴力恐怖手段独覇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大障碍。这是招致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对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疯狂仇视和激烈攻击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和他的继任人不仅断然否认不受限制的权力高度集中是致使社会腐败的根源，反而还确认不受牵制、制衡和制约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的总优势。把中国沿袭几千年的政治体制贴上“社会主义总优势”的标签反复宣传，还把它冠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改头换面成了“社会主义加秦始皇”。使秦始皇役计的那套老皇历和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不仅未弱化，反而与时俱进更加强化。力图在中国使权力高度集中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组织提拔代替民主选举，代表大会未开，上级指定的官员先期空降而至，使官本位愈演愈烈。现在虽然不提党的一元化领导，但是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力臣服于党委书记而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行政长官的权力受制于党委书记，公检法不能独立，司法不能独立，新闻媒体不能独立，形成了以党委书记为核心的金字塔权力结构，使得书记的权力不受制约，书记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跃居道德的最高点，使其所属的每一个人都成为权力金字塔结构中的一块砖。据有些资料统计，全国在职处级干部有182万人，这种不受制衡牵制的权力政治体制促使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热中迊合上级的政治要求，以求政治利益的极大化，以及最大化地扩张地方或部门的财政能力。用通俗的话说，这伙官僚群朝亁夕惕梦寐以求的就是升官发财，扩充地盘。大官发大财，小官就发小财，凡是有点权力的人，都能从公有制的经济中捞取和自己的权力相般配的财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宣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这就为那些和权力有缘的，尤其是和手握大权的高干及其子女亲朋有缘的人聚敛社会财富洞开大门，导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创造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少数拥有官僚背景的人手里。这是一帮黑领富豪，他们攫取民脂民膏，出卖公权力，侵吞国家财富，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败坏社会道德伦理，践踏法律底线。他们是国家的公敌，人类的公敌。这些丧失信仰的黑领们早已将发财致富作为他们的宗教，将金钱作为他们的教主。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奇特处。现在的中国究竟奇特在什么地方，奇特在中国三十余年来出现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也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就是中国理论宣传部门反复唸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奇特之处集中表现在金融、外贸、土地开发、大型工程、证劵等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据新华网发表的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的文章称，“中国大陆财富过亿的富豪91%是高干子弟”。2011年2月12日，网上又传出了中国铁道部长刘志军被“双规”落马的消息，又增添了凸现当今中国奇特的材料，据初步统计，拥有18名情妇的刘志军在位期间，铁道部系统在海外吃回扣，贪污腐败工程款，由铁道部系统倒买倒卖火车票总数额高达600亿人民币，其中和刘志军家族有关的有120亿。中纪委透露，参与国外采购高铁相关设备的28位铁道部官员竟然有19位在海外有帐户，12位的帐户开在瑞士银行。所有28位都有亲属在海外，其中有16位直系亲属在海外。身价数百亿元的刘志军在中国黑领富豪中其实根本不值得一谈。真正的超极富豪往往与垄断性的政治权力成正比，权力与资本的重合是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也是后果。
根据以上对国家本质主义的分析，可见何谓国家本质主义，通俗地说，这是一种权力崇拜主义和暴力崇拜主义。每个人都有权力崇拜的倾向。这种权力崇拜产生于远古人类的洞穴时代，可以说权力崇拜是与人生俱来的一种本性。这种本性源于动物世界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和弱肉强食。正因为这种权力根源，使人类长期以来对权力陷入盲目性，不知怎样认识它，不知如何驾驭它。因此，使权力长期充满着神秘性，任其不受牵制和制衡，导致人类对权力长期产生一种恐惧和害怕心理。像我们的祖先对天然火的认识一样，在未认识火的特性之前，见到火就像其他的动物拼命逃离而恐惧万状。自从我们的祖先认识了火的特性并能控制使用火为自己服务的时候，才使人和动物产生了不可逾越有鸿沟，使人终于成了人。人类自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不分人种，彼此彼此，并无先进与落后，野蛮与文明之分。这种区分是人类社会形成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就是对权力的认识。最初的人类只有公权没有私权，公权一直被部落酋长控制掌握。部落酋长拥有生杀予夺的暴力。请看《史记》的记载：尧通过“流共工于幽陵”，“放讙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而使“天下咸服”。原始部落社会解体之后，这种公权逐渐被柏拉图所说的是由“聪明人”所控制，后来被黑格尔所说的是由懂得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所控制，再后来被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是由先进阶级和先进分子所控制。这种理论传到中国后至现在，认为公权力应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或“三个代表”手里。私权就是人权，是随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私权产生之后，一直被公权视为异端，被公权左看右看都不顺眼。那些掌握公权力的人一直把私权或人权看成是万恶之源，是破坏社会稳定的魔鬼，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从而千方百计要加以扼杀痛剿。几千年来有无数的个体因捍卫自己的基权利，为了争一句说话的权利却被视为大逆不道而惨遭迫害。这种事情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都反复发生过，不过中国尤其多而已，差别就是这一点。长期以来，人类为捍卫私权或人权的尊严进行了前仆后继的不懈斗争，直至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了一批人文主义者，他们大声疾呼，公权必须限制，私权或人权必须尊重，不得受公权的任意侵犯。这就是著名的《人权宣言》之由来，这就是西方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鼎立”政治框架产生的原因，这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运用这种价值观念治理的国家或社会，被称为文明国家或文明社会，这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日趋稳定和谐，欧洲由长期的四分五裂战火纷飞的动荡地区，已走向大联合大和解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充分证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是讲法制讲道理尊重人权促和谐的文明价值观念，具有无限的生命力。相反，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价值观念建立起来的庞大苏维埃联盟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晚上轰然坍塌，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讲道理、依靠权威暴力专政治国的覇道主义。它的口号虽然是“要解放全人类”，但它首先关注的是一党之私、集体之私和集团之私的覇道主义，是不得人心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公权至上，蔑视人权的社会主义。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中国的改革何去何从，只要对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理性简单地比较一下，答案就不言而喻了。(本文选自拙作《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乱的根源》)
注释
（1）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66
（2）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150页
（3）（4）（5）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316页、318页、322页
（6）（7）均见《列宁选集》第3卷167页、166页
（8）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190页
（9）（10）均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152页、210页
（11）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18页
（12）（13）（14）均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202页、260页、166页
（15）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28页
（16）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407页
（17）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39页
（18）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535页
（19）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1443页
（20）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233页
（21）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963页
（22）见《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第289页
（23）见《列宁选集》第4卷401页
（24）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卷666页
（25）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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