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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天成《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
汪根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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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天成《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
文/汪根松（中国人民大学）
在朋友的建议下开始读《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这本书，由于本身是学经济的，对于政治民主化这些问题缺乏深入的考虑，这方面的著作涉猎不多，看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思考和开端。
当然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是相信自由民主这些价值观念的，否则我没法去站在促进民主化这一角度上去评论和看待书中的观点。我坚信普世价值，并且相信只有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法治、个人自由，才能保证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
这本书的前言是关于民主转型——作者称之为大转型的概述，主要在于强调其与渐进主义改革之间的区别。以中国官方为主要赞同者的渐进主义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社会的物质文化有了相当大的进步，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但是畸形的发展模式、掠夺性的上层政治制度导致中国社会面临改革动力缺失、改革共识破裂，甚至连改革本身都可能倒退的险境。在这一背景之下，各种政治势力登上舞台，提出关于国家命运的种种学说和理论，可以说最近几年是中国知识界比较繁荣的几年，各种观点和思潮也是此起彼伏。自由主义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有所上升，但是同时怀念文革、怀念毛泽东的思想和各种左派思潮有所抬头。
作者显然是高估了自由民主在人民大众中的影响力，这一点我也不愿意承认但是又不得不面对，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封建残余思想仍然非常严重，普通大众维权意识虽然有所上升，但是对于制度上的诉求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早已荡然无存，再加上最近几年民族主义抬头，成为当代思想界一支重要的力量，自由宪政观念的影响力是否有所提升，据我看来，尚待观察。
关于渐进主义转型观念，作者将之斥为“伪渐进主义”，政治渐进主义我不太了解，但是经济上的渐进主义是中国官方标准的改革思路，并被某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北京共识”，渐进主义能否带领国家走向民主，带领人民得到法治和自由？在这一问题上，我的看法同作者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民主和自由，就必须要正视一个问题：政治上的民主化必须要经历某些关键性的“翻天覆地”的改革，例如开放党禁、报禁，军队国家化，议员直接选举等。这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化的必由之路，渐进主义所设想的随着改革的一小步一小步的进行，民主和自由有朝一日会“从天而降”的观点在我看来是可笑的，经济上的渐进改革可能会促进民主化的进程，但是促进一个国家真正民主化的决定性力量仍然是某些关键政治架构的改革，这里面包括自由结社、直接选举、言论自由等都必须要有一个决断，我们不能通过不切实际的想象把这些关键步骤无限期延长，这不是明智的方法。
中国网路上关于民主自由的讨论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如果某一天突然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国家将无可避免地陷入分裂，民族分裂也有很大的概率，中国将重回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的年代。这种想象中的恐惧也是很多中共文人抵御自由派攻击的一大“法宝”，他们通常将没有中共统治的社会形容为秩序混乱、民族分裂，并认为只有加强中共的统治才有可能保持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稳定”。民主转型是否会带来国家分裂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关键在于民主转型能否成功，而不是民主转型本身会带来国家分裂。上述观点的另外一个致命错误我认为是它将国家、民族这类共同体的利益看做比个人自由和尊严更加重要的价值，在本质上还是属于集体主义的观念，不管其鼓吹者是否赞同自由民主观念。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迄今为止展示出了强大的能力，很多国家摆脱了君主统治和威权统治，不少国家成功转型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例如韩国、台湾、东欧诸国，这一事实证实了民主自由的威力。但是中国能否在未来真正实现民主化依然是一个未知数，这取决于国际间民主化的大趋势，更加取决于国内各方力量的消长，只有当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并且大众对于自己建立民主国家的能力充分信任时，中国的民主和自由才有希望。
关于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历来是个扯不清的话题，到底是民主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还是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才会带来政治上的松动从而促进民主社会的成型，各方有不同的意见，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前，诚如作者所言，西方主流的政治学理论还是认为经济上的发展才能促进政治的民主化，所以西方支持蒋介石、苏哈托、李光耀，这是有一定的背景的。
从葡萄牙的革命开始，一个又一个民主奇迹出现在世界上，世界上唯一能和美国竞争的对手苏联倒台了、解体了，形成了数十个类型各异的国家，其中最大的继承者俄罗斯成为了半民主化的国家，东欧苏联仆从国“变色”了，从社会主义国家易帜成为纯粹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很多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现在已经属于发达国家之列，同时这些国家民主政体也在不断地巩固。无怪乎福山会认为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战胜了集体主义和威权。
伴随着这一重大的历史，西方学者转而反思自己的理论。转型学确实是“应运而生”，姑且不论这种方法对不对——事实上我们谁也说不清到底对不对，新的探索对于民主理论的发展和民主产生的机制有百利而无一害。转型学派最吸引我的一点是他们认为民主化的前提是统治精英内部存在分裂，这个条件在中国是否存在暂时还不得而知，但是就我的观察，中国社会的分裂倒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分裂的社会能否有足够的时间等到统治精英分裂，我对此抱悲观的态度。作者对于分裂的划分在笔者看来是妥当的，划分决策层的分裂和国家武装与决策层的分裂是有必要的，有利于我们分清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推动民主的发展。
民主转型是所有国家转向民主的必经阶段，按照作者的说法，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自由化和民主化，我强烈赞同的一点是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自由化是先于民主化的，没有自由化的过程，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的实现，实现选举民主是毫无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危险的。
按照作者的说法，民主化指的就是大众自由选举产生政府。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何谓“自由选举”，首先选举规则应该是明定的，并且符合普遍的民选政府的规则，这就排除了当前中国选举这一类的选举。再者每个人都有权力独立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投票，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
熊彼特对于选举的界定是有很深刻的意义的，在他的观念里，选举首先是一种制度性安排，候选人透过争取人民选票所期望获得的是做决定的权力，这一界定暗含这样一个意思：民主选举并不能保证直接民主制的实现，它只能保证约束政府，让它尽量讨好你，尽量代表你的意志。
关于自由化的问题，我觉得奥多纳、斯密特的界定相当精准：“自由化是指落实某些权利的过程，以保护个人和社会群体免于国家或第三人专横、非法行为的侵害“。说到底自由化只不过是我们争取上帝赋予我们权利的过程，也就是追求宪法赋予的言论、结社等自由。林茨与斯泰潘的观点是富有启发性的，他们认为自由化的最重要标志是容忍反对派——即异见群体的存在，这是一个国家走向政治和解，从而走向民主化的开端。
自由化先于民主化存在，而且需要民主化来进一步巩固，这是因为威权体系下的自由是不确定的、缺乏法治保障的。
作者认为在民主化的准备阶段，自由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开放党禁。这一点我是很赞同的，如果没有独立政党的出现，民主化所要求的自由选举就没有实现的基础，自由选举也将名不副实。
民主巩固对于我们来说看似还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尽早探索能够保证我们在面临民主化来临之时有充分的准备，就如何巩固民主来看，我觉得是两方面的双管齐下才能巩固新生的民主：心理上以及制度上的加强。只有培育人民和政治团体相信只有在现有的民主框架内而不是通过其他非法定的途径来解决危机和问题的态度，只有在制度上和行为上深化和巩固民主的法治保障并约束主要政治团体只能在民主和法律框架内寻求化解危机，民主才有可能巩固。
在巩固民主的阶段，很重要的一点诚如作者所言是确定一个国家是采用议会制还是民主制来进行政治结构的设置。我个人对于议会制或者总统制并没有特殊的偏好，我反倒认为在中国这种条件下初期民主化巩固过程中总统制似乎更优，因为同我们同文同祖的台湾在民主化初期即采用的是总统制的方法（当然现在也是），这有利于民主秩序的确立并使野心家不能透过议会掣肘民主化的进程。
作者对各国民主化的划分是以自由化到第一次全国大选所经历的时间为标准的。根据作者的解释，自由化到民主化是整个转型过程的核心，诚哉斯言！自由化如果不能最终过渡到民主化，则一个国家的转型很可能逆转，因为并不能保证在位的威权统治者放弃权力，自由化的成果随时都有可能化为乌有。
关于转型时间长短的问题，作者认为如果转型是在威权领导人的控制下发生的且并未碰到重大的政权危机，则转型就相对较慢，这可以体现在台湾地区的转型过程中，在蒋经国去世之前，国民党上下的政权体系运转的相对还是有效率的，所以虽然1986年民进党就宣告成立了，但是直到国民党有步骤地开放党禁和报禁，民主转型的步骤才加快。
对渐进主义的评价和分析是本书的重要一部分，作者明显反对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渐进主义改革的支持者中我觉得首先应该认真对待的是“法治先行说”的支持者们，这种观点在中国无论是官方学者还是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有很大市场，他们认同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现阶段没有多大可能能够实现民主化，像自由选举和开放党禁这些关键性的步骤都不可能快速实现，唯一能够寄希望的是法治建设，以期先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再通向民主化，同时他们也认为如果没有法治的保证，民主也会陷于混乱的秩序，会给国家带来无尽的灾难。
当然熟悉西方法治思想的人应该明白，法治的实现是有其前提的，一个自由选举的政府、开放的言论环境都是法治必不可少的，不然我不能相信我们会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在这些“渐进主义者”看来，我们的法治社会建设来自于威权政府的容忍和默许，甚至来自于他们的鼓励，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作者说得好，司法独立这种事是同全国自由选举、开放党禁纠缠在一起的，没有这些先行的条件，我们凭什么去要求司法独立？有什么可能统治精英会遵守他们制定的宪法？
至于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历来是扯不清的问题。民主国家可能没有法治，但是不民主的国家绝对不可能建立起法治，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种“美好”的制度。
厘清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是需要我们确定到底什么是法治？我相信在很多“法治先行说”支持者中，也有很多人弄不清楚这个问题。法治的定义我觉得作者说的挺好，法治应该是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来限制政府，预防政府和其他主体侵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威权主义下，我们拿什么来限制统治者？我们拿什么来要求法治？
对俞可平的解读很有意思，俞可平是近年来红极一时的“党内民主派”，因为写了《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名噪一时，似乎算是个民主派。其主张我以前也略有耳闻，叫做什么“增量民主”理论，我都感觉到这个人说起民主这个概念来万分崇拜，但是说到中国的民主问题来总是把一些官方的伪民主措施贴上“民主”的标签，搞不懂。把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的一些社会进步归结于民主，真搞不懂，民主不是自由选举、言论自由吗？和政务公开这类的事情有任何的关系吗？
周舵这个人是当时“四君子”之一，名噪一时，如今刘晓波得奖，周舵仍然在国内（我感觉到很奇怪，怎么他没有被出国啊？），周舵在政治风波之后政治观点趋于保守，主张渐进式的改革，以宪政推动民主化，读过他的文章，文章写得真是不错，但是政治观点不敢苟同，我搞不清楚这些人怎么可能想象中共能够允许宪政建立，我们拿什么来约束他们守法、要求他们保证司法的独立啊？你不能想象政治精英们主动放弃自己的政治特权，特别是中国的那些政治精英们。老子打天下儿子坐，咱中国人最相信这点了。
作者对中国渐进主义的发展和理论的评价是中肯的，也指出了渐进主义这些主张要么根本就是反民主的，要么就是不具有任何可行性。先推行部分的开放和自由化来换取民主的“积累”，这种制度设计看起来非常诱人，能够带来中国的进步，但是任何观察了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发展过程的人，如果不是站在当政者的立场上，都会知道中国最近20年来政治领域的开放程度实际上降低了，有限的自由化成果也在不断被侵蚀，身份标志重新出现了，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致命的是统治精英们似乎对控制这个国家越来越有信心了，当然这个很应该得到理解——他们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控制媒体，掌握暴力，要是换做我我也会越来越有信心，而纵观最近一波——甚至历史上的所有民主转型——无不是在政府统治面对危机之时才有发力的机会的，面对一个越来越强势的政府，我们拿什么让他们开放政治自由？难道凭借他们的道德吗？笑话。
当然谈到当代的渐进主义思潮，我们绕不过去天安门广场的枪声，也许真的如作者所说，天安门的枪声让所有人都变了，让他们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了，内心经历了巨大的争斗，终于在外部和内心的压力之下，很多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思想，包括1989年自己的行为，渐进主义逐渐找到了市场，并成为当今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改革思想。也许那些枪声让他们体会到了恐惧，他们把这些枪声带来的混乱和失序当做是快速民主化的恶果，认为如果我们不那么着急要求民主和自由，也许民主就会慢慢到来，多么幼稚的想法啊。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正式开始了政治控制下的市场化改革，同时期东欧和苏联的政治转型也已经基本完成，经济出现了复苏的痕迹，20年过去了，东欧国家早就摆脱了民主化初期的动荡，国民经济、政治自由都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但是不知何故，他们昔日的盟友中国对他们改革的成果不加赞扬，反而在不断的强调东欧的激进改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全罔顾东欧国家在改革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民主化和自由化带来的人的尊严的提升、经济增长日益为大多数人民分享。
英国式的民主化道路和法国式的革命道路晚清以降都是中国人议论的重要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知识界整体转向保守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推崇英国式的道路而反思法国式疾风骤雨的暴力革命，认为英国式的道路代表了演进、渐进，能够在不损害原有秩序的基础上一步步的推动自由化和民主化，而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就应该遵循这样的方式。但是我想任何熟悉英国历史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知道，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之所以可以通过渐进的方式推动民主的完善——我所说的是完善，不是民主化，因为英国的民主化在光荣革命之时就确立了，甚至可以说从1215年大宪章签订之日起，英国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制度来确保臣民和国王之间的协商能够在某种平等的环境下进行，这一点同当今的中国是根本不同的，只不过因为之前无数的革命造就了一个平等的协商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国王和臣民在重大的制度问题上的态度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任何一方都不能无视另一方的态度。明显的是，这一点同当代的中国相去甚远。
对于咱们这个情形十分特殊的国家来说，民主转型能否快速进行对于我们能否保证国家的完整、民族之间的团结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不敢肯定民主转型之后中国仍然能够保证对新疆、西藏的控制，保证国内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能够和解，但是我能肯定一点，如果我们不进行改革，当有一天这个威权体制不能有效控制整个社会的时候——我相信这一天并不会太远——国家会立刻陷入分裂和动荡，只要你看看现在汉族人同维族和藏族人之间的关系就能得出这个结论。在新疆，在西藏，当地原住民同汉族移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即使在内地的大城市我们之间也存在很深的隔阂，我相信只要同这些民族的人们有过接触的汉族人都不应该否认这一点。
关于改革顺序这一章，对中共最近20年来推行的政治领域的伪改革现象作者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是中肯的，至少在我看来是的。咱们党干什么都不行，但是隔一段时间就推出一个“制度创新”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绝对超强。我搞不清楚这些所谓的制度创新有何意义，比如热炒的政务公开、公开竞聘干部、官员财产公开等等，在我看来，制度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都只能流于形式，比如我所在的农村政务公开十年都几乎没变过，不知道这种公开有什么作用。更不知道这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有什么关系。即使拿在江时代真正动过的国有企业改革来说，你能说这些改革真的成功了吗？国有大型的垄断企业仍然控制着社会经济的命脉，它们的人事权仍然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手里面，他们的投资和建设仍然并不依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况且经济领域的有限自由化最近几年也在不断的丧失，君不见“国进民退”这些年来如火如荼吗？
作者对于西班牙转型过程的叙述是我首次耳闻的，也很快吸引了我的兴趣。我历来也对西班牙的民族问题有所耳闻，极端的分离主义组织ETA是经常见诸报端的，众所周知的是20世纪30年代弗朗哥将军通过军事政变在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极权政权，独裁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必须要求所有民众无条件地向其膜拜。所以地方自治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历史悠久的加泰罗西亚和巴斯克自治被取消了，在铁腕的政治人物统治下，人们小心翼翼，并不敢做出很大的反抗，但是分离主义的政治势力一直没有离去，并且获得了当地人民很大程度上的同情，1975年当弗朗哥将军死去之后，西班牙的局势突然间复杂了，过去三十年间的老账新帐都被民族主义者翻出来，力图使加泰罗西亚和巴斯克地区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但是由于西班牙在民主化的顺序上采取了理智的做法，首先建立了国家认同，孤立了分离主义势力和他们道德上的优势，成功地组织了内战的爆发，西班牙也完美地完成了国家转型，由极权国家转型到了现代民主国家，联邦制得以建立，全国性政权得到了普遍性的认同。
咱们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想必大家都知道，国家认同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边疆地区本来就不强，加上历史遗留的问题，藏区和新疆的民族问题并不比西班牙轻，在未来的民主转型中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内战的发生和国家的分裂，是需要我们好好思索的。清末的立宪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先例或者说是一个教训，当清政府无可奈何地宣步“预备立宪”的时候，民众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接下来政府在立宪上的不当举措，终于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政府被推翻了，国家陷入了军阀割据的状态。这是一个典型的转型失败的案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政府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遵循的也是先地方选举再开国会直选议员的方法，使得各省的地方自治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相应的中央政权的正当性和认同感就降低了，所以当辛亥年武昌枪声响起之后，一个月时间内就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并且没有一个省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接下来的就是无穷无尽的内部战争，直到最后中共窃国，将中国引入歧途。
在中国未来是应该采取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抑或是两者的某种综合的问题，我认为考虑到目前我们国家的民族现状，某种形式的联邦制应该是合适的。当然有人会认为这样的话容易引起国家的分裂，但是地方自治并非非法的政治理念，具有共同的民族认同的民族在聚居地进行地方自治是当今世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况且如果未来我们的政府在奠基性选举中已经重建了自己的权威性和正当性，那么地方自治只会增进当地民众的福利，同时提高他们对中央政府的忠实度。
接下来作者讨论的是政治自由化的进程，政治自由化是民主化的前奏，并且在迄今为止的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自由主要包括的是言论、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的政治权利，这些毋庸讨论都是天赋权利。但是在任何一个威权国家，这些自由都是稀少的，统治者们不大可能欢迎人民监督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结成组织来争夺政权。这种情况在中国特别明显，在中国言论自由生存空间狭小，而结社自由基本没有，游行示威自由在1989年之后早就名存实亡，可以说中国政治自由化是最迫切的事情。没有政治自由，反对者和改革者们就没法公开讨论中国的民主转型，没法传播民主转型的理念，没法结成组织来挑战现有秩序，迫使中共开放民主化进程。
开放党禁在中国一直是个敏感话题，虽然宪法上存在几个“民主政党”，但是他们基本上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很多民主人士忧心中国没有可以替代共产党的全国性政党，所以寄希望于中共自我改革或者党内分裂，但是党禁开放，我相信立即就会有很多政党组织出现，在争夺政权的过程中它们会逐渐成熟，共产党自身也可以改头换面，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党，参与权力的角逐，有些时候我们把民主转型的困难无限放大了，我们继承了祖先几千年来的奴性思想，凡事指望统治者的奖赏，幻想他们有朝一日能够良心发现，放弃钳制我们的自由和权利，但是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只有我们自己行动起来，抱着开放、自信的态度争取我们自己的权利，民主转型才可能出现。否则它永远只能存在于我们的幻想之中。
我确实搞不清楚为什么那么多对现实体制心怀不满的民主人士在谈到大幅度的民主转型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顾虑，总是担心这些大的改革会带来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这种想象的恐惧部分的可能来源于中国几千年来惯常的奴性思想，习惯了高压下的秩序。对于每个人都能自由表达意见并通过民主机制来进行博弈感到害怕，甚至认为这是动乱。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国内舆论刻意夸大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不利因素，或者在报道民主转型成功国家时肆无忌惮地放大某些方面的瑕疵，再加上御用文人在一旁鼓噪，搅得大众不知何去何从。首先我觉得我们必须确定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永远在这个制度下生存下去，做低人一等的公民，还是站起来为了自己和后代的自由和权利而抗争，这抗争可能意味着流血、意味着一段时间内社会失去高压秩序，但是我们的付出会有结果，我们会真正站起来，成为世界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自由而有尊严的活着。作者说的好，一个不敢为民主转型付出代价的国家是不配得到民主的，只配永远做奴隶，做下等公民。
现存的制度在表面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再加上新闻管制，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实际上已经不是真实的世界，你知道每天有多少心怀不满的人蜷缩在北京街头？有多少被侮辱、被损害的同胞在政府的监狱、看守所、私设监狱里面哀嚎？有多少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在诅咒这个制度？2009年3月20日，台湾大选，我很多处于社会底层的朋友都热切的希望海峡两岸开战，因为在现存制度下他们根本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果社会动乱了，开战了，乱世出英雄，说不定他们还能搏一搏。从这个小事就能看出当今天怒民怨到了何等程度，并且上层统治精英们改革的意志或者能力基本上丧失了，加快市场化的改革措施现在已经不是中共的优先策略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怎么希望还能保持现有制度的稳定性？历代朝代崩溃时所带来的伤痛相信每个中国人都知道，那种暴力革命的伤害远远超过民主转型的代价，为什么我们不选择一个相对损失小的方法，而非要等到无法收拾呢？
最后我用作者的一段话结束我的评论：“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不可改造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终结既是共产党的死亡，也是其新生的机会。对于它而言，明智的选择是像前东欧国家共产党那样转变成社会民主党，在新的政治光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对于年纪仍然较轻、思想开明的共产党官员而言，一党专制的终结也是其新的机会的开端——他们从此有了可能成为民选的议员和政府领导人。”我相信这一天不会遥远，因为人类追求正义和自由的步伐从未停止，我们中国人也是人，“自由是传统的，专制和独裁才是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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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012 8:50:49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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