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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黑色幽默对抗残酷现实的智者
王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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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黑色幽默对抗残酷现实的智者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一次地与中国结缘。颇为有趣的是：199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西藏流亡政府的达赖喇嘛；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流亡海外多年的政治异见作家法籍华人—高行建，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身陷牢笼的独立自由作家—刘晓波，这次不同，获奖者是中共党员，中共体制内人物，一个在中国仍然火红火红的乡土作家—莫言。
不论诺贝尔评选委员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毕竟这些奖项使中国得到了世界的更多关注，为中国走向世界增添了一块踏板。
“贫瘠的黄土地、难咽的红高粱，哺育了这位乡土作家，现行的政治环境也成就了他妥協、無奈、躲避、迎合的生存模式和幽默、調侃、魔幻写实的创作技巧。在法兰克福的国际书展上莫言是这样说的“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他说。“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号，表达他对社会上不公正现象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要容许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用小说或者诗歌或者其他文学的样式来表现他对社会上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评”。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作为一个作家，莫言是成功的。从80年代的《红高粱》一炮走红开始，到不久前问世的《娃》，三十年一路走来，他把在那块黄土地上發生的一切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悲欢离合，相愛與仇恨赤裸裸地托出，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把人与命运的抗争、把蒼天之下鄉土之上最原始的人性，托出贫瘠的黄土地，并将它托出了中国，托向了世界。
他的获奖如同2010年刘晓波获奖一样遭到了许多非议。他一直官方体制下，享受着共产党的俸禄，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 莫言就曾经因抗议德国邀请中国异见作家与会而退出书展,今年的抄写《延安讲話》風波更令人们法忍受，他本应該以笔为刀向体制开战，而他却拿着工资怡然自得，並似乎忘記那个讲話的人，是中国文坛灾难的始作俑者。面对种种非议他始終強調：“我只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全人類的高度上，而不是站在某一個阶级和某一个党派上。”人们似乎很难判断，归順于专制体制是他的自由选择，还是在这一体制下的作家无奈的生存法则？
其实，面对黑暗他并没有选择沉默，从80年代写作开始，他将在农村土地上所经历的黑暗，飽受過物質和精神貧瘠的苦难，通過写作细细地剥离出来，试图挣脱层层束缚，告诉人们那块乡土上所发生的最真实的一切。他非常清楚“懦弱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懦弱使我们不敢坚持真理，也不敢坚持自我，这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为了证实他的不懦弱，他选择了“我平时是孙子，只在写作里色胆包天。”体制内的孙子，创作中的野汉。在中国，与体制貌合神离的岂止是莫言一人的选择？
客观地说，他即是体制的受益者，也是体制的受害者。本来，他的表白应该如田野爆裂的豆英，阐述构思与金色的成熟；他的答辩应该是凭借原则的盾牌，迎接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他的呐喊应该是仰仗正义的力量，一腔热血澎湃的春汛潮水。他坦承：当年写作是为了吃了一頓饺子，进体制是因为“沒有安全感”，“老了总得有个依靠，有個医疗保险”。为了它们，他写人，写挣扎在最底层的人，写发生在浓郁乡土间的人世百情，写官吏豪门的黑暗现实，同时他也不得不躲进黑暗，甚至妥協、迎合。他渴望更多的人生活有安全感、老了有依靠、有医疗保险；他渴望他所代表的那个世代渐渐远去，走进一片迷霧，永远不再回来；他渴望人人走出黑暗，却无力为他们燃起一盏心灯，他选择用黑色幽默对抗残酷现实。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祝贺莫言先生获奖。奖是外国人颁发的，获奖者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中国人获奖是多么的不易，达赖喇嘛、高行建、刘晓波的获奖都引来了国人的种种非议，获奖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欢庆和自豪，扪心自问，这是为什么？不必对莫言先生过于苛刻了，就如同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有谭嗣同刀抹脖子不眨眼的英雄气概；张志新搅烂舌头仍呐喊的宁死不屈。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表述方式、抗争方式的权力，更何况“艺术服务于政治”的本身正是那个制度的诟病。
期待中国坚持真理，匡扶正义的铮铮铁汉层出不穷，也期待九州大地能哺育出更多的用黑色幽默对抗残酷现实的智者，当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自由地喊出自己心声的时候，这个自由才是真实的。
王亭芳
201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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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2012 5:28:25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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