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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革造反的看法
旁观者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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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革造反的看法
记得几年前上一次本坛讨论文革问题的时候，有网友问我对造反派的迫害行为怎么看？我当时的回答是：一言难尽，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即便到了今天，再加两句三句，也未必能说清。但我愿意再加上四句五句。
遭到多年残酷专政的民众，当有机会可以反击的时候，尤其是他们在受到直接压迫的时候有机会反击并因此做出反击，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就像挨打好多年，得机会还手就要还手一样，有道理。
但沿着这个道理再往下推出个花样，就没道理了。这时候，反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怎样发生的等等细节，就至关重要了。不说如何反抗而只是强调镇压的邪恶，并无助于对文革的认识。如果再进一步说文革期间民众因此最有办法制约老共，老共最不敢为所欲为，则是毫无道理了。
一，造反派的神话
从05/16/1966通知，到毛泽东的第一张大字报(八月初)，再到08/18/1966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最后到11/27/1966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累计接见了一千几百万红卫兵，短短的半年，文革的基调就确定了：整走资派。这一千好几百万里面有多少是保皇派？我相信是少数。保皇派迅速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贬义词就是明证。到毛泽东不再接见红卫兵的时候，造反派已经占了上风，这之后发生的事情(九年半)，尤其是那些坏事情，怎么可以简单地全都推倒保皇派身上？
先说说民众最早因为参与文革所受的压制。这样的一个压制，范围并不很大。全国的众多城市里，文革工作组的影响范围极其有限，起码在小学里并没有工作组，大多数中学里也没有。二月提纲后到5。16通知，时空范围就那么大，远不足以作为民众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几年“反抗”之激烈的原因。人民文革派的朋友们不用再拿它做反抗原因了。反抗的道理不会因为没有这个镇压就变得没有道理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镇压而反抗反而更好。和共党十七年的老喳儿，道理早就已经很充分了。
5。16之后到66年底，其间发生了大兴惨案。现在知道，谢富治的讲话起了原则性指导作用。谢富治是什么人？响当当的造反派的人吧。说杀人的都是保皇派，可最后来制止暴行继续延伸的恰恰是当地还没有倒台的走资派，而且这些人并不是怂恿杀人之后才出来打圆场的，这话怎么讲？造反派又在哪里呢？现在把什么罪恶都推倒保皇派身上很容易，可你去问问那些杀人的贫下中农们，他们是保皇还是造反，他们要是能说清楚才有鬼，他们知道的就是：这是一场革命，他们和其他一切有资格参与的人(例如跟着毛泽东造反的人)一样要参与。因此，这是文革带来的惨案，再扯造反保皇，完全歪曲了革命本身赋予这个事件的严肃意义。
再来说一个例子，煤炭部长张霖之在01/22/1967被打死了(注意时间，离8。18没有多久)。他也是保皇派打死的吗？应该不是。造反派当然可以说这家伙是个坏蛋，死有余辜。我就是心花怒放衷心同意把这家伙凌迟示众之前也要问问我们战无不胜的造反派一声：什么罪名？难道你们打死他的罪名是因为他参与了共产暴政，难道是因为他派工作组镇压了民众起义，而不是他一贯反对毛泽东，一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吗？如果你坚持这个罪名，你就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造反派。怎么看都是在毛泽东迫思想指导下的迫害，制造毛泽东思想下的红色恐怖。无论怎样，绝不要小看为了报复正义用的罪名，这是有严重后果的。严重到他(们)的命因为这样死反而变得格外贵重起来，大家都在慢慢地为之偿命，付出远远超出的代价(下面会说到这点)。
还可以说说湖南的大屠杀。造反派在屠杀之前把武器库里的装备抢光了，于是另一派，姑且叫做保皇派，就开了杀戒，血流成河，杀的人和大兴惨案一样，大多是黑五类，但要悲惨得多。问一个电影“列宁在十月”里面的那个经典问题：“你要枪干什么？”我猜是用来保卫自己的革命果实。可你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用冷兵器(甚至大多都不是冷兵器)杀人无数，你手里的热家伙却还是冷的，算是个什么事儿？那怕你拿着这些武器现身一下不真的开枪也好啊，但看来没有。可见，在大多数造反派眼里，阶级敌人被杀，不应该，至少不值得管，他们是真正不能翻身的另类。文革整走资派并不意味这些贱民历史悠久的卑贱地位可以改变。据说，杀人者说有四类分子要投奔造反派，因此被杀掉了。可是，我怀疑，当一个个黑五类站到造反派跟前自报家世恳请保护的时候，造反派会伸出双臂热情地拥抱他们。事实上，和以前一样，造反派在历次著名的屠杀中并没有勇敢拯救黑五类的显著记录。而我亲眼见到的造反派整起黑五类来十分过分，比整走资派还要过分，气焰极其嚣张。
这以后造反派做了什么？武斗！这时候就不要跟我说那套什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废话了。对立面都是老百姓，那有这么多神气活现的走资派在背后跟你负隅顽抗。可你这时候还在斗什么呢？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说过：你收不住手，因为还没有实现毛泽东思想下的全球一片红呢。
毛泽东出手，你因此报了仇。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进一步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普及毛泽东思想。离开它，四处都是敌人，不好活了呢。这正是思想奴役发端的革命的一个特征：它一方面对奴役者极其谦卑，另一方面又转过身来对另一部分被奴役者极端狂妄。胡平先生曾经简单明了地说文革是比赛革命的革命(大意)。说白了就是你革命，我比你还革命。既然到底谁最革命的结论从来都极难达到，人们就会发现只争朝夕的做法：动武。不打，谁最革命这个问题绝对无法解决。当时我看各个组织的战报时经常看到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文革造反的先天致命之处才表现无遗。老魔鬼的东西不是那么好用的，一旦用了，你自己首先就极容易被魔鬼化。
二，欢快的错觉。
大兴的黑五类们不知所以就被人在文革的高峰期杀死了，是谁在为所欲为呢，如果说杀人的是保皇派，可起事的是造反派上端，制止的却是当地的当权派。但这也许不要紧，要紧的是那些黑五类在临死之前确知有人在为所欲为了，他们只知道这是
一群支持共产党的人干的，他们没有任何手段去制约老共，对他们说来文革就结束了，可以跟别人说说他们的文革感觉了，可惜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是听不到了。
所以，感到能制约老共，老共因此不敢为所欲为的是这样一部分人，其中不包括几乎所有的黑五类。他们，活的，带上死去的，都眼睁睁地看着由共产党主席鼓动，并由像谢富治那样的共干支持的民众为所欲为而没有办法制约。造反派大多从来没
有为他们出主动过头，也大多迫害过他们。
张霖之极其大大小小的走资派被打死，被折磨，肯定对一些老共干部有威摄作用。但那是一种什么威摄作用呢？如果你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做事，你就是我们的死敌，还记得那首歌吗？“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于是老共的头头们不能再反对毛泽东了，因为我们拥护毛泽东，他们在我们面前不能为所欲为了。真是有趣的逻辑，好像过去的共干是因为反对了毛泽东才在我们头上为所欲为的！可是假如他们(或者是换了一批人做头头)，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了，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看是，一直是。还有，难道毛泽东不是一直就在为所欲为吗，哪个老百姓能找出办法去制约他？再问造反派一句，你们想过要制约毛泽东的为所欲为吗？你们曾经有过什么办法制约过他的为所欲为吗？最好笑的是，在其他问题上说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天使的人，希望薄熙来能变成二鬼之一，在面对毛泽东这样一个魔鬼做判断的时候，常识就记不得了。
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原来肚子疼，现在不那么疼了，改成心口疼了。但心口疼如果不是更要命的话，至少也要命啊。肚子疼是常态，心口疼几分钟就玩儿完，你掂量着选吧。
即便退一步说，施行完美报复的条件不具备，我也可以谅解。但这种美妙感觉充其量也不过是“让一部分人先爽起来”的结果。它不是大多数人的可靠，稳定和周全的感受，决然不能整个用来描述这场革命，可它的严重后果却是我们无法避免的。
更何况，造反派迅速地腐化堕落。这和所谓吃喝嫖赌形式虽然不一样，但权力的滥用一直就是最大的腐化，最要命的腐败，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对这些文革新贵说来，他也可以为所欲为地侵犯你的个人利益，而你对他毫无办法，因为他动不动就用毛泽东思想来上纲上线。他能得逞正是因为我们帮助建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话语权下的为所欲为，不仅不能制约还要用个人牺牲表示拥护的政治局面。
对你说来，你个人的生活因为新贵的革命坚定性而一塌糊涂和以前对你的不公正待遇相比，到底哪个对你损害更大，并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们固然还没有来得及在民间积累那么多的仇恨，可是，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你难道还会怀疑他们不能及早“达标”吗？实际上，文革中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新贵的仇恨积累的速率是很大的，四五事件就是一个证明。
三，欢快的代价
贝苏尼问：你为什么要去抢毛泽东的文革版权呢？老螺杆回答：不是抢，是借。问得好，答得也好。但如果再问一句：借了以后，你是拿什么还的？就更好了。
即便假定真有一段时间里，给许多人一种感觉，说老共不敢为所欲为民众却能找出手段来约束他们的话，这段时间也是极端短暂的。对十年文革说来，这种状态成了地地道道的瞬时状态。它最多像是做爱时给人带来的愉悦一样短暂，尽管让你回味无穷，留连忘返，却绝对不是常态。贪欢无度，会做过而死。实际上它不仅没有稳定性，甚至无法重复，因此比做爱还不如。另外，做爱就会有做爱的结果，不是你不想要就没有的，可那孕育出的是个什么样的怪胎呢。这个怪胎要有人来认，不认不行，它有它特有的DNA。
不去说毛泽东这个造反派的红司令，他自己独成一章。造反派对这个怪胎的贡献是很大的。用老贝的话说，造反派是文革中的施害的主体，即便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被迫害，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注意，我对某些曾经的造反者持有敬意，和他们曾有的这个身份无关，因为我对有些曾有保皇派身份的人也可以持有敬意。我在说的是造反派的群体。
当我们以毛泽东思想名义并实际上用它做标尺来报复共党干部的时候，他们立刻土崩瓦解。但我们并没有致力于消除共党施行专政的特权，相反我们在帮助毛泽东实现了这个特权的部分转移，形成了一种新的特权分布和结构。我们在帮助加强实现极权结构的尖峰化，它造成平等的假象让我们陶醉，但另一方面，它以不曾见过的有力在进一步伤害我们。
我知道有些造反派是出于私人目的在报复共干，这没什么错，我可以为之辩解，私人报复并非没有它的道理。但你给你的敌人的罪名却最终成为自己以后倒霉的原因。正是造反派在大范围内对毛泽东思想的狂热宣传和坚定捍卫，才推动了之后的全国性灾难。
这个道理比较简单。你在单位里受到了共党官员的压制，提职加薪受到阻碍，还有那些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则多吃多占，这当然令人万分恼火。可是当我们在报复他们的过程中最终把毛泽东当神来举得更高之后，他的指示这回能够一杆子插到底了，你得到了什么？说让你去干校，你就要去，全家老小，受单位里书记打压能与之相比吗？说让你的几个孩子去天南海北，他们就要去，和彭真经常去全聚德有多大关系？忽然大学你就上不成了，你所有卑微的梦想都一风吹了，刘少奇就真是个叛徒难道你就可以有个人梦想了？说让你一再牺牲个人利益你还要拿出一副坚决的样子，和反修防修倒真有些关系。
实际上毛泽东的极端路线在文革前是受到一定阻力的。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说法是在1962年发出的，并没有显现出它后来在文革中的巨大威力--以后这条语录则成了所有集会中呼喊的口号。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一段后来变得著名的说法可能也是这个时期提出来的，却远远没有今后的威力。结果我们在“爽”的时候帮助毛泽东实现了他的极端路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遍布共产主义火种的时候是不是想过：1949年以后中国从来就没有谁走过资本主义道路，而真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是否会活得好一些？城里的红卫兵们是不是想过：当我们把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拿来彻底批判的时候，进一步一大二公下农民的生活曾经是什么样子？已经相当有限的农业生产和分配的选择是从大饥荒中走出来的一个因素。但我们“爽”，有人说要借助钟馗来打鬼，就把它爽掉了。其实有多少造反派是抱着借助钟馗打鬼的态度来对待文革的？真要是那样倒好了，实际上没有几个，现在这样说说罢了。相反，造反派对毛泽东的忠诚故事倒是一大堆。对他们敬的这尊佛，他们深信不疑，表现出更多的忠诚，为以后的更深重的悲剧做了充分的准备条件。这些忠诚是我亲眼见到的，不是粉饰就可以将记忆磨灭的。我相信假如不是文革，毛泽东这一套极端政策是没有办法推行下来的。在那以前他还不是那么神，可现在大家都在把他当神，又都看见并帮助制造了反对神的下场很不好的局面，好了，现在神开始直接向你讲话了，你怎么办？确实有“叶公好龙”的，可有多少人是“造反派好毛”的？
四，文革中的劫数
熟悉围棋的朋友应该知道什么叫做打劫。经常是劫材在那里，两人却都不急着去打。到了某一个关头， 两人乒乒乓乓打起劫来，每一步你要找一个劫来应，不然你立刻就输了。这时候没有什么好想的，你死我活罢了，给人家打的劫是以前留下的漏洞。当文革由毛泽东启动的时候，民众并没有丝毫的准备，他们是遭遇到文革的，这不是他们的革命。他们被毛泽东推倒这个棋盘上的时候，到处都是对方的“劫材”。
原本在盘面上，毛泽东并不面临生死劫，他只是盘面相当不顺。如果他不动手开劫，他的对手是打算让他安乐死的。但当他投子在青年身上的时候，他成功地把对由他一手缔造的共产暴政的仇恨和不满转嫁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了，以更为极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当人们开始回顾从1949到1966以来的灾难的时候，他看上去倒可以置身事外，好像这一切和他无关，或者所有灾难只是没有彻底实现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结果。请经历过文革的老者们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个情形，它只能是这个情形，否则，没有一个走资派当时的情形下是你能打倒的，最该打倒的是毛泽东。
上了这条船，就是劫数了。对这场革命，不捧场不行，只好进场；进了场找不着北，太过积极，便加大了革命的火焰；以后这火焰在一个倒风季节反回头烧了自己，不要抱怨，其背后鼓风点火的人正如当初的自己；火从来不曾灭过，众人捧柴火焰高呢，一次只烧5%，几个回合，劫难均沾，遂成浩劫，绝不是多年以后轻松下来反复反省可以找出万全之策的。革命的基调从一开始就是更加极端的共产革命，和你是保皇派还是造反派，在十年的时间尺度上看，没有什么关系。无论你是什么身份，首先它要求你对这个基调的绝对认同，否则你的下场比出局还坏，最终它事实上也真地发展成所有人参与也不得不参与的共产革命。有时候当我看到有人在复盘文革时的得失进退苦心孤诣地生造出许多在大尺度时空上从来就不曾也不可能存在过的前景或坦途，探讨假如这样、那样，也许，。。。，我总觉得他们忘记了文革是什么。在这些朋友把文革的个人故事讲得过于前卫之前，还是回顾一下毛泽东是怎样谈文革的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段杀气腾腾的动员令，准确地阐述了文革的实质。它在大尺度上带来的绝对不是什么共党最难以为所欲为，百姓可以找到办法制约共党的局面。今天事情过去了，无论你多么痛恨毛泽东，痛恨共产党，想要找回当初听到这个动员令时的感觉，无论是鼓舞还是恐惧，已经不可能了。但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的革命，杀几个阶级敌人，正是革命的应有之意。渐入老境的造反派们，敢于面对当初自己听到残害黑五类惨案的真实想法吗？只要还能回忆起来，不会看不到文革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造成的疯狂，残忍和极端，这时候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制约老共呢，难道是牛棚？也请哪位谋略大师告诉我--事后诸葛亮也罢，当毛泽东上面这面红旗打出去以后，你又可以怎样来影响民众来反对它呢？
虽然毛泽东不是一帆风顺，但他从来没有黔驴技穷，无论是用红卫兵，工宣队，军宣队，还是上山下乡，他的控制力没有减少反而加强到了为所欲为且更加不受制约的地步。
造反派并不是可以作为一个仅仅反对共党一部分官僚的团体抽象出来的。曾经的反抗不能消弭以后的罪恶，也许其中少数人物比别人更坚定地拒绝参与制造罪恶，但那不能使得整个红卫兵的历史变得因此光荣起来，就像纳粹的历史不会因为有辛德勒光荣起来，苏联红军的历史也不会因为有索尔仁尼琴光荣起来一样。毛泽东的红卫兵就是毛泽东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更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了。有歌为证：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横扫一起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
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
革命江山万代红！
我向毛泽东保证，这段歌词我是自己凭记忆写的，没用GOOGLE，如果有错误不会超过几个字。
民众已经被奴役多年，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共党成功地消灭了一部分有识之士并让另一部分有识之士闭嘴。但重要的还是它成功地在年青人那里销售了共产暴政的价值观，因此年青人在文革中是最先也是最坚定地响应毛泽东的。别人不说，即便是郑义当年也参与了所谓音乐舞蹈剧《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编导(人称：小东方红)，那里面，不用问，充满了被歪曲的历史说教和荒唐的价值宣传。郑义的出身不好，家里有条件让他知道历史真相，但事实上，在那个时刻，他向左走得比出身好的人还要远。这说明，在整体上，文革开始时，年青学生的状况，对于一场后来据说有可能借势推翻共产暴政的革命说来，比距离零点还要远。这解释了为何主要是青年们在追随毛泽东时表现出令人绝望的狂热。顺便说说，我认为很多人对整个共产主义暴政的历史彻底否定是从文革开始的，怀疑总是从近身发生的事情开始的，郑义本人最初的作品“枫”就是揭露文革罪恶的。杨小凯走得更早，更远，但他认识到迫害并不再能容忍也是从文革开始的。我想刘国凯应该也不例外。只有遇罗克，有证据说明他在文革之前就有不同凡响的思考，但我们并不能清楚地评价他对共产革命的认识的深度。文革提供了一个动荡的环境让你有机会在磨难中思考以前的历史。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仍旧不能看出个所以来，就不止是不幸了，是可耻了。
五，再说几句
我并不怀疑那种以为文革期间是老共最不敢为所欲为，民众最有办法制约他们的感觉是造反派们的强词夺理。这种感觉曾经是真实的，许多著名的错觉都是真实、顽固且理直气壮的，倒是怀疑才在它开始的时候经常犹犹豫豫，似真半假。文革的迷人之处就在这里：有人沉浮几度，起落不能自主，过后便说不清楚了。故常有文革一梦的感慨，不能简单以好坏名之。
很多年以前，人们看到日出的时候，引起的心理感觉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动。根据这个假设，人们作出了许多推论。推论可以错，感觉的真实性却无可争议。不过，先于感觉的总还要有一些观念--意识到没有是另外一件事，否则你几乎没有办法表述
感觉。这个理论也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并非毫无意义的胡绞蛮缠。
但这并不能阻止有些人在观看日出的时候，其心理感觉是地球自己在转，自转解释昼夜，公转解释春夏。他们拒绝把太阳围绕地球转作为假设或神谕来接受，因此他必然要承受抛弃旧有心理感觉时的冲击，即便那个感觉本身可能更加自然，跟随者众。背后发生的是对旧有观念的分析，抛弃原来的观念总是第一步。
以后当这些设想都被逐渐证实是可靠的事实之后，人们的心理感觉自然就变成了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个感觉同样是真实的。观念的改变将最终改变感觉。
同样真实却不同的感觉背后的观念在认识史上是有区别的。区别有多大呢？像我上面举出的这个例子里，它的区别就是近代和古代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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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012 1:50:25 PM] |
对文革造反的看法
[#12376: 15757, 1/164] - 旁观者昏 (8/5/2012 1:50: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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